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由来已久的观点，也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但蒯因不同意这一观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两类命题的严格区分，以及承认有独立于经验事实的分析陈述的观点，是违背经验论的，也是毫无根据的。这是因为，如果把分析陈述定义为否定之则陷于自相矛盾的陈述，那么这个定义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这个定义中的自相矛盾概念，正像分析概念本身那样是一个有待于阐明的可疑的概念。至于把分析陈述表述为如果一个陈述的真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它便是分析的,则是犯了把意义与命名或指称等同起来的错误。
哲学上一般承认的分析陈述的那些陈述分为两类：第一类可称为逻辑地真的陈述,如没有一个未婚的男子是已婚的；第二类是能够通过同义词的替换而变成一个逻辑真理的陈述，如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他指出，第一类分析陈述是同语反复，无论对男子和已婚的这两个词作何种解释，它都仍然是真的。但是第二类分析陈述的真则必须依赖于同义词的替换，即以不结婚的男人来替换它的同义词单身汉。但是,如何实现这种替换，即如何确定这两个词具有同一性呢?
对此，蒯因作了如下分析。首先，人们通常依据定义来确定两个词的同义性，如把单身汉定义为未婚的男子。蒯因指出，但是我怎么知道单身汉被定义为未婚的男子呢?谁这样下定义?在什么时候?实际上我们依据的是词典，而词典编纂人是一位经验科学家，他的任务是把以前的事实记录下来。既然定义是词典编纂人对观察到的同义性的报道，当然不能作为同义性的根据。其次，一个自然的意见是依据互相替换性来确定两个词的认识的同义性，即两个语言形式的同义性仅仅在于，它们在一切语境中可以互相替换而真值不变。蒯因指出,但是说同义词单身汉和未婚的男子在一切场合都可以保全真值地互相替换，却不完全正确。所以在一个外延语言中，保全真值的互相替换性并不是想要得到那个类型的认识同义性的保证。此外，蒯因还分析了用语义规则来解释分析性问题的方法，并指出了这种方法是混乱的因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蒯因指出:显而易见,真理一般地依赖于语言和语言之外的事实两者;因此人们一般就倾向于假定一个陈述的真理性可以分析为一个语言成分和一个事实成分。有了这个假定，接着认为在某些陈述中，事实成分该等于零，就似乎是合理的了，而这些就是分析陈述。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先天的合理性，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之间的分界线却一直根本没有划出来。认为有这样一条界线可划，这是经验论者的一个非经验的教条，一个形而上学的信条。 蒯因批评和否定的现代经验论的第二个教条是经验证实原则。逻辑实证主义作为经验意义标准的证实原则是一种彻底的还原论，因为它要求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可以翻译成为一个关于直接经验的或真或假的陈述，从而能为经验所证实或否证。蒯因指出，这种以陈述为基本单位的彻底还原论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详细地规定一种感觉材料的语言，并且指出怎样把有意义的陈述的其余部分逐句地翻译为感觉材料的语言。虽然后来的物理主义放弃了关于物理世界的陈述可以翻译为关于直接经验的陈述的一切想法，但是还原论的教条在一种更微妙和更精细的形式中，继续影响着经验论者的思想。蒯因指出：这种还原论是没有根据的。他说：还原论的教条残存于这个假定中，即认为每个陈述孤立地看，是完全可以接受验证或否证的。但是,正是这个假定的前提是不成立的，因为科学理论是由一系列命题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所以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地、而是仅仅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
蒯因指出，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在根本上是同一的。他指出，还原论的教条,即使在它的弱化形式中，也和另一个认为分析和综合陈述是截然有别的教条紧密地联系着的。因为,只要认为说到一个陈述的验证或否证一般地是有意义的，那么一个没有经验内容的陈述就似乎也是有意义的，而这样的一个陈述就是分析的。还原论的教条就是以这种方式支持着另一个教条。 整体论的观点是蒯因在否定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基础上提出的知识论思想。他把这种整体论的知识观称之为没有教条的经验论。科学知识或信念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从最偶然的地理和历史事件的知识，到最深刻的原子物理学规律，乃至最纯粹的数学和逻辑学规则，是一个人工构造的网络系统。处于这个网络系统边缘的知识与经验紧密接触，直接受经验的检验，并随着经验事实的变化而变化。同时，由于作为整体的科学知识的各个命题在逻辑上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处于网络内部中心位置的知识虽然远离经验事实，但也间接地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另一方面，在经验的冲击面前，科学知识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可以通过对整个系统的调整和修改使之适应经验。至于在知识整体系统的哪一部分作出调整和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自由选择，选择的根据则是实用性。因为作为一个经验论者，我继续把科学的概念系统看做根本上是根据过去经验来预测未来经验的工具。在蒯因看来，物理对象和荷马诸神的区别，就认识论而言，不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它们作为一种假设的东西，只存在着是否有效的程度上的差别，而非种类的不同。这种观点包含着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
从整体论的知识观出发，蒯因认为，科学知识是作为一个整体面对感觉经验的检验的。因此，不要把注意力孤立地局限在个别陈述中，而要注意科学知识的整个系统。他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陈述都可以认为是真的，如果我们在系统的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整的话，即使一个很靠近外围的陈述面对着顽强不屈的经验，也可以借口发生幻觉或者修改被称为逻辑规律的那一类的某些陈述而被认为是真的。反过来，由于同样的原因，没有任何陈述是免受修改的。总之，在蒯因看来，个别陈述是不可能孤立地被经验证实或否证的，离开科学知识的整体系统去谈个别陈述的经验内容，就会使人误入歧途。因为，要问一个概念系统作为实在的镜子的绝对正确性，,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评价概念系统的基本变化的标准必须是一个实用的标准，而不是与实在相符合的实在论标准。概念是语言，概念和语言的目的在于达到有效的交际和预测。由于法国科学哲学家杜恒曾提出过不可对孤立的假说进行检验的观点，因此，当代西方哲学界把这种观点称为杜恒一蒯因论点。整体论是蒯因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它概括地总结了蒯因之所以否定和抛弃经验论两个教条的理由，同时也体现了蒯因哲学的实用主义的特征。 重新恢复本体论的地位，是蒯因对分析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本体论是被当做形而上学而予以拒斥的。蒯因不同意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本体论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他认为，对本体论不能采取完全的否定和排斥的态度，不能因为传统哲学中思辨的和超验的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胡说，就应该抛弃这整个学科。他主张对作为本体论的形而上学要予以研究，要恢复本体论的活力和地位，重建合理的本体论。在蒯因看来，任何科学理论都具有某种本体论立场，都包含着承认或否认这样那样事物存在的某种本体论前提。因此，本体论问题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一个分析哲学家，蒯因也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分析，但他同时认为，分析哲学家的基本任务之一，正在于通过对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揭示和澄清其本体论立场。
蒯因认为，本体论的奇特之处就是它的简单性。就其简单性而言，所谓本体论问题就是关于何物存在的问题。他指出，在讨论本体论问题时应注意区别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即本体论的事实问题；另一个是我们说何物存在的问题，即本体论的承诺问题。蒯因关注的是后一个问题，即我们在语言使用中承认或约定某物存在的问题。他认为，一般地说，何物存在并不依赖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但是人们说何物存在则依赖其对语言的使用。 在《论何物存》（1948年）一文中，蒯因首先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观点，即关于存在什么种类实体的各种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他的本体论的承诺理论。
蒯因指出，在传统哲学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我们使用一个单独语词或名称时，就是假定或承诺了这个名称所指称的对象的存在。例如，其中有一些哲学家认为，如果飞马不存在，那么我们使用这个词时就没有谈到任何东西；因此，即使说飞马不存在，那也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认为，这样就已证明，否认飞马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于是便作出结论：飞马是存在的。有些思想更为精细的哲学家以同样的信条为出发点，主张飞马是作为未现实化的可能事物而存在。蒯因认为，上述观点的错误根源于意义与命名的混淆，即把所谓被命名的对象飞马和飞马这个词的意义混淆起来，因此得出结论说，为了使这个词有意义，飞马必定存在。针对这种谬见，蒯因认为，只要根据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把飞马改写成一个摹状短语就可将其消解。据此，蒯因论证了，我们能够有意义地在语句中使用单独语词而无需预先假设有这些语词所要命名的对象。
传统哲学中还有一种观点涉及的是，诸如属性、关系、类、数、函数之类东西是否存在的问题。以属性即共相的存在为例，有的哲学家认为，有红的房屋，红的玫瑰花，红的落日，这是大家都同意的常识。这些房屋、玫瑰花和落日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而它们共同具有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以红这个属性所表示的全部意义。因此比起红的房屋、玫瑰花和落日的存在这个明显而平凡的事实来，属性的存在甚至更明显、更平凡。蒯因认为，传统形而上学中的这种共相本体论的特征就是，一个人只要把关于这个问题的陈述看做真的，他就必定把它看做平凡的真理。但是，蒯因指出，如果从另一个概念结构来判断，上述本体论陈述也同样可以直接而平凡地被判定为假的。因为，一个人可以承认有红的房屋、玫瑰花和落日，但否认它们有任何共同的东西，即否认有任何被红性这个词所命名的东西的存在。这说明对红这个谓词的使用并不必然导致对红性这样的共相存在的承诺。蒯因认为，共相本体论的观点同样在于混淆了意义与命名之间的区别。他还指出，语言的意义不是指它具有某种抽象的东西。据此，蒯因论证了，我们能够使用一般语词（例如谓词）而无需承认它们是抽象的东西的名字。还论证了，我们可以认为一些话是有意义的、彼此同义或异义的，而无需默认有一个名曰意义的东西的领域。
既然名称和谓词的使用都不能承担传统哲学中关于个别实体和共相存在的本体论承诺的责任，那么检验或判定本体论承诺的标准是什么呢?蒯因认为，本体论问题归根到底是语言问题，因此可以通过对逻辑的运用，建立一种明确的标准或规范，来检验某个陈述或理论的本体论承诺问题。 蒯因是借助现代逻辑中的约束变项或量化变项来论证他的本体论承诺观点的。所谓约束变项或量化变项，指带有量词、有量的约束的变项，如带有特称量词或存在量词的变项，意即有个东西或有些东西；带有全称量词的变项，意即一切东西。在命题中，量词是被用来约束变项或量化变项的，而变项则涵盖一个可能的值域。蒯因认为，约束变项是指称的基本手段，变项的值就是被代入命题来置换变项的事物。因此，被假定为一个存在物，纯粹只是被看做一个变项的值。存在就是成为一个变项的值，意即我们对之作出本体论承诺的东西不过是量化的约束变项的值。这就是蒯因的本体论的承诺观点。
蒯因说：我们的整个本体论，不管它可能是什么样的本体论，都在有个东西、无一东西、一切东西这些量化变项所涉及的范围之内；当且仅当为了使我们的一个断定是真的，我们必须把所谓被假定的东西看做是在我们的变项所涉及的东西范围之内，才能确信一个特殊的本体论的假设。例如，当我们说有些狗是白的时，我们就承认存在了某些东西，它们是狗，也是白的；但并没有因此就使我们作出承诺，承认狗性或白性是实体。因为，要使有些狗是白的这个陈述为真，有些东西这个约束变项所涉及的事物必须包括有些白狗，但无需包括狗性或白性。
蒯因认为，约束变项的使用，是我们能够使自己卷入本体论承诺的惟一途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据以判定某个理论或陈述作出了什么本体论承诺的明确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为了使一个理论中作出的断定成为真的，这个理论的约束变项必须能够指称某些东西，正是并且仅仅是对于这些东西，这个理论才作出了承诺。总之，存在就是成为一个变项的值这个语义学公式，就是蒯因提出的用来检验某一理论或陈述的本体论承诺的标准。 蒯因既是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又是分析哲学的终结者。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克里普克、普特南、戴维森等人的工作，分析哲学进入所谓“后分析哲学”时代。
蒯因从整体主义的观点出发，通过举证任何一个理论陈述都可以在对知识整体中的其它部分作出适当调整后，而不被经验提供的反例所驳到的情况，对狭隘经验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从而促使了它的最终破产。 蒯因对狭隘经验论的否定还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后果。既然单个的理论陈述并不能成其为经验检验的对象，那么建立在这一套有关命题意义的看法上的对形而上学命题所进行的解构与拒斥，也就是不能成立的了。这是蒯因否定狭隘经验论的结果之一：它同时也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
蒯因否定狭隘经验论的另一个结果是，重新对形而上学的概念系统和含有“存在”谓词的本体论命题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加以了肯定，而不是像逻辑实证主义者那样对传统形而上学采取了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 蒯因哲学的总体特征是理论的体系性、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它的内部潜存着某些矛盾，并且其具体理论的基础或预设大都是有问题的；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它的主要长处在方法论方面，即贯穿始终的理性精神，具体表现在对于科学的尊重、对于语言问题的关注，对于现代逻辑的成功运用，以及不承认任何绝对真理，始终面对反例和批评的胸襟与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