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工业文明是最富活力和创造性的文明。工业社会是唯一的一个依赖持续的经济增长而生存的社会。财富的增长一旦停滞，工业社会就丧失了合法性。由财富的不断增长所要求，工业社会离不开创新，创新是工业社会生死攸关的基础。由创新所要求，工业社会中的知识增长也是无止境的。农业社会也曾有过发明和改进，有时发明和改进的数量和规模还相当大，但是，进步从来不是、也不能被期望是持续不断的，即使是进步最快的农业社会（如唐宋时的中国），其创新的数量、水平和影响也远远不能和工业社会相比。农业社会的本质要求相当静止的社会和稳定的分工，工业社会的本质要求永远的创新和变化。
无限增长需要高生产率，高生产率需要发达的分工，还要求这种分工必须有不断的、有时是迅速的变化，因为创新不停地带来新的分工和新的产业。因此工业社会有着比农业社会多的多的职业，但它们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暂。这个社会中的人一般不会终身呆在同一个位置上，他必须时刻准备着从一种职业转换到另一种职业。因而这是一个没有严格划分的职业的世界，人们可以任意选择职业。因此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必须是其成员能够顺利地交流和流动（包括空间的和职业的）的社会。这也就是为什么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被工业社会视为基本人权的经济根源。
在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里，不可能在任何分工之间设置深刻的障碍，不允许社会层级的划分一成不变，那样做会影响流动性。由此带来职业的平等。职业平等的逻辑结果就是呆在任何职业中的人的法律、社会和政治的平等，身份基本不起作用。换言之，工业社会有职业、有阶级而无等级。阶级和等级都是分工的产物，差别在于，阶级的成员可以流动，等级的成员不能流动。工业社会在财产占有方面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巨大差异，与阶级、阶层和职业有关的其他不平等也的确存在，但一般说来，相对于农业社会中的僵化、绝对和深刻的等级划分来说，它们具有一种弹性、相对、温和的性质。工业社会的平等主义既不是完全的幻想，也不是纯粹的现实。工业社会成员不再是贵族、臣民、贱民和愚民，而是公民。
对此，笔者还想补充指出，工业社会的消费文化也有助于平等。大众消费是不断的经济增长的绝对需要，为此，就必须使所有人都成为现代工业的终端消费者；进而，一切妨碍消费的过于悬殊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差距就不能允许长期存在。
工业社会成员的频繁的大规模的流动和平等，意味着一个陌生人社会。工业社会的陌生人之间需要持续、经常和直接地进行交流，为此需要共享一种无条件通用的标准语言，对它的理解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文化背景。他们还需要一种为使用这种标准语所必需的、共同的和世俗的文化，这样才能使所有的人在面对面的短暂接触中进行密切交流。这就要求创造一种标准语言并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这种标准语言的和其他为社会流动即多变的分工所必须的基础性、通用性和标准化的知识的教育。盖尔纳将掌握标准语及其他与他人沟通所必需的同时也是与他人共有的普通技能，即拥有读写算的能力、基本的表达和理解能力和关于自然和所处社会的基本常识，称为“识字”。
工业国家的官方语言都是半自然半人为的产品，即通过对一种精心选择的方言的改造而来。霍布斯鲍姆指出，欧洲各国语言的标准化过程，多半发生在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⑧]汉语普通话、白话文和简化字的形成，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50年代末，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统一的官方语言的物质基础是工业文明。“标准化的民族语言，无论是口语还是书写文字，若不是借助印刷术的发明，识字率的普及，还有公立教育的广设，将不可能出现。
在工业社会里，“识字”不再是一种专长，而是所有专长的先决条件。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中最重要的、赋予他公民身份的那部分知识不再是专门的技术，而是所谓的识字能力。真正职业的教育，虽然也必不可少，但和农业社会比较，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
在这里盖尔纳对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劳动进行了独到的比较。和工业社会相比,农业社会中的劳动有下列特征：绝大多数劳动是体力劳动；绝大多数劳动都是直接和作为劳动对象的物体打交道，而较少和人打交道；较复杂的即包含智力因素的体力劳动的专业化程度很强，特别是在手工业中，这类劳动及其产品的复杂性和艺术性要求劳动者具有长期的训练和娴熟的技能。因此，农业社会劳动者所必备的知识主要是关于作为直接劳动对象的特定物和作为直接劳动过程的特定技术的特殊知识。农业社会的教育属于私人而非公共领域，与农业劳动的这一特征有直接关系。在工业社会中，由于技术进步，类似农业社会中劳动所具有的体力性和智力性越来越多地被机器所消解。工人操作机器，机器才直接作用于生产对象。机器越来越自动化，劳动的体力因素也越来越少，工业劳动特有的智力因素则越来越重要。就后者来说，主要不是关于机器和控制机器的知识，而是适应工作环境的能力和与人沟通的能力。原因有二，一是频繁的职业变换；第二，由于工业经济在生产前、生产过程中和生产后的所有环节中都具有的社会性，工业社会的大多数工作都离不开与他人的交流。总之，工业社会的劳动主要是并且越来越是交流性和语义性的，离不开与人、意义而不是与具体事物打交道，只有极少数专家才需要真正专业的知识。换言之，工业文明的较之农业文明发达的专业化，仅仅体现在专家和物化的专家即机器中，工业社会对绝大多数人的要求仅仅是识字。笔者以为，工业劳动的上述特点可以称之为劳动的普遍性和抽象性，与之对应，农业社会中的劳动充满了特殊性。
因此，培养广大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即让他们识字，使之能够不那么困难地和迅速地胜任不同职业，而非培养专家，成为工业社会的教育体系的主要任务。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建立在人人识字基础上的、世俗的和大众的文化，是农业社会所完全不可想象的事业，这就需要现代国家。只有拥有社会内部最大范围的和最高的权力及控制最多资源的政治组织即国家才有能力和意愿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和持续不断的教育。工业社会的成员要想具备工作资格并成为真正的公民，就必须按照共同的要求，达到一定的识字水准，这是家族和地方单位根本不可能提供的。因此产生的对教育的要求也规定了国家这种政治单位的最小规模。这种规模归根到底是由工业的大规模生产和无止境增长所决定的人力资源的规模及大规模流动的必要所决定的。它必须比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多数文化单位和政治单位要大。
不能过于机械地理解这里的“识字”，盖尔纳把它理解为一种与时俱进的综合素质。在他看来，工业文明的性质要求永远占人口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具备大致相同的能力，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决定了这种能力肯定是越来越高的，而拥有真正专业知识的专家只是极少数。因此，用“识字”这个词只是表明其大众性。
工业经济决定了国家需要它的成员们在文化上具备相同的特征，或者说，经济增长需要一种由国家维系的普遍识字的大众文化，盖尔纳把它理解为近似于农业文明中的高层次文化的世俗化和普及。是这种跨社群跨地方的大文化而非社群和地方文化提供了国家内部的约束力。“在农业社会里，高层次文化与低俗文化共存，需要一个教会来维持。在工业社会里，高层次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他们需要的是国家而不是教会。每一种文化都需要一个国家。”[⑩]这意味着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的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一种普遍的和共同的、与政治单位同一的现代文化的世界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就变成了自然的社会单位。
这种单位就是近代国家。就像他没有具体分析农业国家的政治统治的效果一样，盖尔纳也没有刻意去列举近代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细节。由于了解这些细节对理解盖尔纳的思想是不可缺的一环，因此笔者以为花些笔墨对这一几近常识的领域作些勾画还是有必要的。近代国家的特征是从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开始形成的。理想的近代国家都有下述特征：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对其人民直接统辖，不存在任何足以妨碍流动的中间统治环节；国家对人民进行普遍的读写文化和公民准则的教育，但几乎都不宣扬宗教；由于普遍的教育、迁徙和就业使几乎每一个国民都成为现代经济的成员，由于等级和身份的废除和经济社会差距的缩小，使得所有人都被赋予纳税的义务和能力，现代国家的财政制度得以建立；由于人民是税收和军队的主要来源，由于平等，近代国家必须时时关注其人民的意见，不得不允许人民参政议政，只有获得人民的认可近代国家才能维持下去。这意味着，和农业时代相比，现代国家或多或少必须是民主国家, 至少是大众动员和参与的国家。而在农业文明中，民主属例外，专制是常规。发达的分工和健全的社会与政治网络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双向互动的了解和控制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从而保证了较高的行政效率。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概括盖尔纳所指出的工业文明区别于农业文明的以上种种特征的话，笔者首选同质性或同质化。在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上，一个工业社会是一个同质的社会，一个农业社会则是一个有着许多异质的亚文化的不同质的社会。统一市场，统一语言，普遍的社会流动和平等，无处不在的标准化等等，都是同质化的具体表现。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371750.html?tp=0_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