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
——兼驳“拥刘反曹”论
中国政治史,可以归结为“廉者饿死，贪者打杀”。违反这一规律的，必是大治，如盛唐，如北宋早期、中期。
罗贯中著《三国演义》的立场，人多以为“拥刘反曹”。其实，细读之下，将演义前后对照，未必能找到作者“拥刘反曹”的证据。换言之，世人多未曾读懂《三国演义》，包括象鲁迅、胡适这样的大文豪。
诚然，《三国演义》的主要篇幅是写刘备和孔明的，孔明所占的比重尤其大。但这并不能证明罗贯中对刘备和孔明持肯定态度。史书中常有二臣传，难道说史家褒奖二臣吗？姑且承认罗贯中以蜀汉为正统，但蜀汉先魏、吴而灭，恢复统一的是篡魏的司马氏，争这样的正统于人有何教益？岂不叫人恢心丧气？演义着力写人才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罗贯中是否仅仅为写人才而塑造人物形象？
《三国演义》里很多文字与《三国志》、《资治通鉴》相同或相近，这证明作者是研究过正史的。然而，不少历史情节明显被作者改变或作了嫁接，与“拥刘反曹”相左。试举几例。
一、演义中的刘备是不识才的。汝南之败，他称孙乾、简雍等为王佐之才，司马徽则评为“白面书生”。如果孙乾诸人也可称为王佐之才，则孔明、庞统、荀彧、周瑜等不知为何物。正因为刘备不识才，对人才的渴望远不如曹操、孙权，也没有求才的勇气，所以司马徽问他何以落魄无成时，先推说运气不好，再推说“未遇其才”，遭到对方用孔子之语“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的抢白。刘备遇司马徽，也是襄阳赴宴逃难的结果，不是出自诚心主动问才的。
而《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载：建安十二年，刘备在荆州，访士于襄阳司马徽。徽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
《资治通鉴》奉魏为正统，则前述所载应该可信。《襄阳记》亦有类似记载。《三国演义》借周瑜之口，道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如果罗贯中真的“拥刘”，何以不按历史的本来面貌让刘备“思贤如渴”呢？不用人才而称王图霸是缘木求鱼。
二、演义中，徐庶主动投效刘备后，没有向刘备推荐任何人才，直到中了程昱的计策后，才荐孔明自代。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载：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三、演义中，徐庶的母亲是在曹操南征前被赚到许昌的。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载：俄而（刘）表卒，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
两相对照，演义中的刘备用人不安其心，失徐母在先，也未吸取教训。后来孔明是自行安顿家小的，叫曹操报复不成，与刘备无关，至少演义未点明。
四、演义中，曹操在山东起兵，荀彧、荀攸叔侄就弃袁绍相投，荀彧随即推荐程昱，程昱到后，两人向曹操共荐郭嘉。
《三国志》卷十“荀彧传”载：太祖（曹操）遂到洛阳，奉迎天子都许。天子拜太祖大将军，进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常居中持重，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太祖问彧：“谁能代卿为我谋者？”彧言：“荀攸、钟繇。”先是，彧言策谋士，进戏志才。志才卒，又进郭嘉。
《三国志》“魏书十四”“程郭董刘蒋传第十四”：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也。初，北见袁绍，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遂去之。先是时，颍川戏志才，筹画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彧书曰：“自志才卒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彧荐郭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为司空祭酒。
五、演义中，周瑜向孙权推荐鲁肃后，鲁肃即荐诸葛瑾。
《三国志》卷五十二“张顾诸葛步传”：诸葛瑾字子瑜，琅琊阳都人也。汉末避乱江东。值孙策卒，孙权姊婿曲阿弘咨见而异之，荐之于权，与鲁肃等并见宾待，后为权长史，转中司马。
以上几组对比说明，与曹操、孙权两方相比，演义中的刘备方面是不大爱才的，至少对文才是如此。而与历史事实相比，在对待人才问题上，刘备逊色许多，曹操、孙权的形象反而有所拔高。这样处理，无从让人相信罗贯中“拥刘反曹”。
单以演义而论，刘备的军师孔明对人才也是不热衷的。通篇演义，蜀汉赖孔明之力只得了一个半人才。孔明推荐庞统，全然不是出自主动，在刘备对他还言听计从之时，也没有事先嘱咐刘备在庞统到时即予重用，诚心远不如荀彧、程昱与周瑜、鲁肃等。结果，庞统自行到荆州时，刘备并非不知庞统的才名，仍然以貌取人，只派了个县令的小差使。庞统后来能做副军师，多半仗礼敬君子的张飞之力，孔明最多只使了一半的劲。只有姜维转投蜀汉，当记孔明全功，但也有可议之处。孔明到死方把自己平生绝学独传姜维，与曹操著《孟德新书》即传示众文武相比，孔明显得有点自私。孔明说徐庶、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四人可做刺史，显示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不是当真想要归隐山林的。从崔州平、石广元教司马望阵法，可知他们知兵能战。纵然刘备缺乏用人的灵性，孔明以王佐之才，未必不明人才的重要性，理应效法荀彧、程昱与周瑜、鲁肃大力荐贤，作为自己的左右手。法正的才干未必高出这几人，也能助老将黄忠担当方面之任，斩将立功，则崔州平诸人中择一助关羽，守荆州应该卓卓有余。结果孔明出茅庐之前未挽留徐庶，之后也没有推荐任何人，导致隆中决策成了画饼。
孔明六出祁山而不能奏功，原因也出在人才上。初出祁山，若能量才器使、知人善任，明明可派王平或魏延去守街亭，却非要让人自告奋勇，结果是用错纸上谈兵的马谡，街亭不能守，粮道被司马懿切断，三城得而复失，收得姜维却于魏无损，无功而退；二出祁山，攻陈仓不下，粮道为此不通畅，孔明的主力在祁山不能久留，乃是对方有方面之才的缘故；四出祁山，苟安误军粮怕被责，投魏而散流言，孔明再次断送大好形势；五出祁山，则失之于李严，还是因粮草之误。六出祁山，竟有四次是因粮草不济而失败，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用人问题。三出祁山，则是悍勇张苞追敌受伤致死，孔明为之神伤，不能视事，虽然形势于他有利，有姜维、魏延不用就退兵回成都，演义里有一首诗，末尾是“孔明泪向秋风洒，为念无人佐鞠躬”，俗语又有“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之说。究其前因后果，若非用人不当，必是用人不尽其力，或者用人的灵性较差，导致蜀中乏人。到第六次出祁山时，司马懿也评孔明“食少事多，其能久乎”，孔明进不能奏功，退不心甘，唯有随秋风而去了。
总之，孔明在对待人才问题上犯了与刘备一样的毛病。对孔明而言，如果不是因为自视才高，则归根于“功从己出”的心理，以留名青史。鲁迅评《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言下之意，演义让孔明智慧超群、“夺天地之造化、有鬼神不测之机”是败笔。单以人物形象塑造而言，鲁迅的评论本无可厚非。问题是，演义中的刘备忠厚而得人心，孔明智略又高出管仲、乐毅，关羽、张飞等五虎上将勇武冠世，却为什么蜀汉先魏、吴而亡？如果刘备、孔明有一个圆满的结局（统一中原），“长厚”与“多智”的价值并不明显，才显得多余。其实，演义运用的是反衬笔法。张飞能杀一个无名小卒，还算不得人物，“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方显英雄豪气。史载孔明只有五次北伐，演义里却写“六出祁山”，平空多出一次北伐。六出祁山，孔明虽有非凡的表演，整体上仍然是失败的，可以说“六出”是孔明的败笔。作者若以塑造孔明智慧形象为出发点，略写五出祁山就足够，不写也可，完全没有必要画蛇添足，编出另外一次失败的北伐来。如果孔明北伐是为了示忠，则更应否定，因为魏不可伐，强行伐魏没有胜算，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之，导致损兵折将，孔明怕是有“好大喜功”之嫌。因此，演义赋予孔明多智，刘备忠厚，却以悲剧收场，恰恰是为了凸显人才的重要性。罗贯中著《三国演义》，初衷正是出于此。
如果不是臆想的话，演义中应该蕴含了罗贯中的一套系统人才观：得人者昌；智者识时；惠人以利。这才是真正的主题所在。
先谈“得人者昌”。如果前面的分析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演义末尾的一篇古风已近似于明白交待主旨了。该诗共五十二句，写蜀汉的有十八句，占三分之一强的篇幅。那十八句诗是：“楼桑玄德本皇孙，义结关张愿扶主。东奔西走恨无家，兵微将寡作羁旅。南阳三顾情何深，卧龙一出分寰宇。先取荆州后取川，霸业图王在天府。呜呼三载逝升暇，白帝托孤堪痛楚。孔明六出祁山前，愿将只手将天补。何期历数到此终，长星半夜落山坞。姜维独凭气力高，九伐中原空劬劳。邓艾钟会分兵进，汉室江山尽属曹。”这些诗句写的是四个时期的事：孔明出山前，刘备兵微将寡，缺运筹之士，成不了事；孔明谋事的前期，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万人敌，善能用之，文武相济，先取荆州后取川，成鼎足之势；孔明后期内外缺人，以只手补天，徒唤奈何；孔明身后，姜维也是独凭气力，一遇邓艾与钟会分兵而进，顾头不顾尾，以至蜀汉颠覆。“得人时昌、失人时亡”，作者的构思并不难理解，可惜许多人只是在正统问题上打转。
既然人才是如此重要，那么判断人才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对于誉满天下的人，自然不在话下，初出茅庐或未出茅庐的人则叫人为难，是以关羽、张飞起初也对孔明持怀疑态度，刘备心里未必就很踏实，只是病急乱投医，顾不了许多，直到孔明献“隆中策”才茅塞顿开。“隆中策”讲的无非是天下形势与各方智、力对比及敌友关系。真正的人才，应该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进而把握到利害关系，即“识时务者为俊杰”。孔明六出祁山不能成功，固然出于“蜀中乏才”，更主要的是不审时度势，违背了“先内修政理，以待天下之变”的方略，导致伐魏不成，先拖累了蜀汉。司马懿策动五路兵马伐蜀，被孔明淡而平之，后来邓艾、钟会分兵而进，反倒两路兵就灭蜀，说明蜀汉已不堪一击。孙权得鲁肃、诸葛瑾二人之时，都讲论时势，受益不少。因此，判断人才的依据是“智者识时”。
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不难，招募贤才也不难，难的是如何留住人才以为己用。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可以说，我国历史上治乱无常的症结，是做不到“惠人以利”。君王不仅与百姓争利，“取之尽锱铢”，也与臣下争利，“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共患难易，同富贵难”，简直是铁律。做臣子的想谋利，唯有趁群雄逐鹿时才得其便，“君固择臣，臣亦择君”，才有讨价还价的本钱。太平时臣下谋利不成尚且不说，有时连起码的人格都不能保全，象姜尚、孔明得到礼遇的例子，实在是找不出几个。帝王极端自私本不紧要，对军国大事能处置相宜的却又太少，加之官吏廉者饿死，贪者打杀，必然导致所用非人，行政效率低下，改朝换代就成了人心所向。反观演义里的曹操，枉杀吕伯奢一家，陈宫以为不仁不义，弃之而去，但愿意跟随曹操的谋士武将仍然较多。原因很简单，曹操真正负人的时候少，对人才是真心渴求的，给予人才相当的礼遇，实至名归。孙权也是如此，演义刻意写道“由此江东称得人之盛”（第三十八回）。细看“三顾茅庐”诸细节及刘备进位汉中王及称帝时的孔明两番说词，作者“惠人以利”的主张不言自明。演义里的仁义之辈，常提国家、社稷，第一回三英结义也说“上报国家，下安百姓”。求得国家安定、天下太平，无非是让老百姓生活得好一些。既然老百姓可以生活得好一些，为什么才智超群者就必须清贫呢？罗贯中未必想不到这一点，提出自己的主张该是很自然的事情。即使不与正史比较，单看演义，多做比较，也应该能看出罗氏的苦心。
历史相似而不相同，不相同而相似。可叹的是，叶公好龙式的人才观不适当地占据了大部历史，罗贯中先生在九泉之下，一定辗转难安。
参考资料：http://www.dzlishi.net/zatan/si/si_145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