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病中，总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象蛇一样，褪去伤痕累累的外壳，焕发出一个新我来。即使经过传说中的烈火涅槃，那样炼狱般的苦难，也是值得的。这种想法太甚了，竟然有过一种梦，在梦中，看着自己身上有东西在脱落，在太阳底下发出响声，有如脱落的马赛克一样，连自己都觉得惊讶。醒来便觉得一身轻松，就象走在春天里，永远的少年哪吒。生活中，我们往往都有作为脱落者的愿望。人生只有脱落，然后才有不一样的转型，有新的转机。日本作家井上靖就认为自己是个脱落者，也就是生活的放弃者、佚弃者或被弃者的形象。而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历史人物，也往往是脱落者，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与孤独相伴。为了摆脱孤独感，他们惟有寻找新的归属。所以，有时候，放弃是另一种获得，一种新的归依。现代诗人冯至，有一首十四行诗《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是我喜欢的。诗中写道，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象秋日的树木，一棵棵；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伸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在自然里，象蜕化的蝉蛾，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象一段歌曲，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归终，只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这首诗是冯至创作于1941年的，27首十四行诗中的第二首，被称为沉思的诗。诗歌借助于尘埃、树木以及歌声的脱落，表达了对人类死与变这一永恒法则的思考。这是对人死亡的通脱理解，对人本真存在的一种言说。人生只有通过脱落、蜕变，才有可能达致更高的境界，正如冯至所说，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谈到这些诗歌的写作时，冯至曾说，在抗战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食粮。当社会里一般的现象，一天比一天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给予我许多启示。冯至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在求真、求信仰的艺术道路上，冯至和穆旦，写出了他们那个时代所能写出的最好的诗。不过，我更注重于诗歌表达的精神，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他的历史小说《伍子胥》所表达的题旨，可以作为他的这首诗歌主题的延展。伍子胥的一生，正如物体的抛落，这中间有刹那的停留与陨落。人生正是这停留与陨落结成的连锁，因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我们看到的古人伍子胥，父兄被杀，自己也被迫流浪，胸怀复仇大愿，一路漂泊，遇到许多人事，对他的复仇有不同的影响，引起他不同的感觉和体验。这是一个复仇的抉择，在一些列的情境中经受考验，不断进行矫正性选择的主题。在冯至笔下，伍子胥被描绘成在选择性哲学命题之下，一个存在主义式的英雄。也许，这也是冯至自己人生的不断困惑，以及破解的过程。人生只有脱落，才能否定自己，在否定中得到提升。冯至晚年时，曾写了一首诗《自传》：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我这一生，都象是在否定里生活，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到底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进入了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了，于是才明白，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当然，冯至自己并不能超脱他的时代，在满目荒凉的岁月里，他也深受内伤，他曾经违心地批评过艾青，深深地体味着负罪感。文革结束后，他深有感触地说，十年浩劫，不能简单归咎于四人帮，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他觉得，他坎坷的一生，是未完成的自我。因此，他的精神历程，对我们反思人的现代特性，特别是深入认识自我，无疑是不可多得的启示。1980年，画家高莽曾为冯至75寿辰，画了一幅很大的肖像。他在画上题诗曰，岁月催人晚节重、旧皮脱落觉身轻。就是在晚年，他还不断地在脱落自己，追求的仍然是旧皮脱落觉身轻的感觉。所以，我认为，他的精神追求，代表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高度。在十四行组诗中，有一首诗是赞颂歌德的。歌德是冯至诗歌的灵魂导师，是他一生最敬仰和研究最多的人。在这首诗中，歌德的一生，也是在脱落、蜕变中，得到了不断的升华。冯至写道，好象宇宙在那儿寂寞地运行，但是不曾有一分一秒的停息，随时随处都演化出新的生机，不管风风雨雨或是日朗天晴；从沉重的病中换来新的健康，从绝望的爱里换来新的营养。诗中最后说，你知道飞蛾为什么投向火焰，蛇为什么脱去旧皮才能生长？万物都在享用你的那句名言，它道破了一切生的意义：死和变。是的，死亡和蜕变，是世界万物不可逃脱的规律，而人生更是如此。冯至在另一首诗里写道，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事物，向我们要求新的发现：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到死时抚摸着自己的发肤，却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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