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鲁多墓志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被视为医学人文主义最具代表性的金玉良言，体现医学人文精神，提倡换位思考，强调人文关怀的医学模式。
近几年国内媒体广泛流传美国医生爱德华·特鲁多（Edward Livingston Trudeau）1915年去世后被安葬在
美国纽约东北部
撒拉纳克湖畔，其墓碑上刻有一段话：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1]。此后一百多年来这段话广为流传，被视为医学人文主义最具代表性的金玉良言。
然而，笔者认为不能只是简单地停留在字面上，应当深刻地挖掘一下当时特鲁多提出这个口号的时代背景，还有其后医学发展的历程，最后再来审视一下当今的医学现状。
特鲁多的墓志铭道出了他作为患者的痛苦，同时也折射出当时他作为医生的无奈。特鲁多诞生于1848年。1873年，25岁的特鲁多不幸染上了
肺结核。那时医生对于肺结核没有任何治疗的手段，只能寄希望于上帝的仁慈，寄希望于患者自己康复。说起来也奇怪和幸运，经过3年的休养特鲁多竟然奇迹般地自愈了。这件事促使他下决心献身于肺结核的治疗及研究。长期以来，世人对于特鲁多医生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一段鸡汤名言，而对其真正的医学贡献却知之甚少。其实，特鲁多医生一生中长期致力于
结核病研究。1885年特鲁多在自己的家中建立了一个小型实验室，以羊血为培养基培养
结核杆菌，不久他在结核病患者身上成功地分离出结核杆菌，印证了科赫的发现。此外，他还成功地进行了有关结核病发病与治疗的动物实验。他用15只兔子做实验，他将兔子分为三组：第一组，5只，注射结核杆菌，之后放在充满阳光和空气新鲜的空地上，3个月后5只兔子中4只存活。第二组，5只兔子，注射结核杆菌后放在阴暗潮湿，而且食物不充足的坑洞中，3个月内有4只兔子相继因病死亡。第三组，5只兔子，没有注射结核杆菌，放到与第二组相同的环境中，实验兔子比较虚弱，但并没有染上结核病。据此，特鲁多认为单纯恶劣的环境并不会使人罹患结核病。但是一旦染上结核病，良好的环境可以减缓病情。疗养虽然无法直接杀死结核杆菌，但对缓解病情有很大的帮助。1882年他在撒拉纳克湖畔创建了美国第一家肺结核疗养院，此后于1884年又建立了国家结核病研究院[1]。同时，他又是第一届国际结核病预防与研究协会主席，他所倡导的以新鲜空气、锻炼和
健康饮食治疗结核病的原则至今仍旧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18世纪~19世纪，结核病、
梅毒、白喉、
脑膜炎、疟疾和产后
败血症等感染性疾病是人类生存最大威胁。那时的传统医学并没有战胜这些疾病的良方。在这个阶段，从根本上来说人们只能凭借自身的力量承受疾病的折磨，依靠自然、运气以及家庭和宗教。而所谓的医药治疗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还是十分简单和落后的疗法，诸如放血、催吐、通便、灌肠、运动、休息、按摩、
拔火罐、熏蒸等[2]。所以那时医生这个职业与木匠、铁匠、铜匠等职业一样，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毫无权威可言。那时的医生不得不采用讨好患者的方式来维持生计，取悦患者要比与疾病正面交锋更加重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特鲁多的那句话与其说是一句警言，莫如说是其职业的真实写照，或者是一种无奈，他代表了那个时代职业医生群体回应时代问题的思想状态。
进入20世纪之后，
临床医学重大突破使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由于显微镜的发现和使用，细菌学和免疫学突飞猛进，特别是20世纪初期到中期抗菌药物的研制和上市，医生可以迅速有效地遏制人类历史上肆虐多年的各种感染性疾病，其后有人甚至狂妄地预言：各种感染性疾病从地球上销声匿迹的时代近在咫尺。
外科学的进步尤其令人慨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于麻醉学的发展、抗生素的应用、血库的建立和输液技术的成熟，外科迅速突破了疼痛、感染、失血三大难关，进入了黄金时代。两次
世界大战的经验催生了处理复杂骨折的新方法，推动了整形和矫形外科的发展。之后由于血管缝合技术、活组织移植和培养技术的不断成熟，开创了人类器官移植的新时代。
X线、CT、超声、显微镜和电镜等一系列检查技术给医生深入研究
人体结构、疾病发生机理创造了极其优越的条件，特别是随着基因研究的不断突破，使得医学家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最终攻克疾病的金钥匙，医学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盲目自信。许多人认为似乎一切疾病都可以被征服，医生有足够的能力和权威向疾病发起冲锋，包括战胜衰老，攻克
癌症，拒绝死亡。技术膨胀的同时医学界极大地忽略了医学人文工作，在许多医生的眼中只有疾病，没有患者，只有技术，没有安慰。
然而事物的发展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令人乐观和陶醉。随着抗生素的广泛应用，出现了日益广泛和严重的细菌耐药，甚至产生了泛耐药，使得结核病及其他各种细菌感染变得难以控制。另一方面，在工业发达的国家疾病谱和死亡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感染性疾病逐渐减少，而生活方式疾病，包括
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癌症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现代医疗体系必须面对的巨大难题。而至今现代医学并没有找到彻底治愈这些慢性疾病的妙方。现代医学的发展和扩张反而给医患关系制造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人们对现代医学提出的期望越来越高，但是现实的临床疗效却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升高的欲望。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当代医学的局限性和无奈。我们曾经专门撰文从8个方面探讨现代医学的有限和无奈，包括目前许多疾病病因不明，发病机制不清，缺少早期敏感和特异性诊断手段，许多疾病缺乏有效的治疗和预防方法，特别是各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现代的医生不再像20世纪上半叶那样拥有绝对的权威，人们逐渐认识到将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完全交给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封闭的医疗体系处置具有相当大的风险[3]。
正是在这种医患双方都感到不满的尴尬时代，人们又想起了特鲁多的那句名言。人们已经认识到在当代医学发展的进程中，现代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严重冲击和淡化了人文医学精神。在许多医生的眼中，只有疾病、器官、组织和细胞，而没有患者。技术至上，对患者冷若冰霜，从而不断引发各种医患矛盾和冲突。这种情况下，重提医学人文精神，提倡换位思考，强调人文关怀，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必须看到时代不同了，医疗环境不同了，医生不同了，患者也不同了。当今的医生即使经常去帮助患者，时时去安慰患者，最终恐怕也无法解决当前的一系列医患矛盾和纠纷，因为安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患者的痛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疾病才是引发患者痛苦的根源，而痛苦是疾病引发患者的一种不愉快感受。只有彻底治愈疾病，才能从根本上解除患者的各种痛苦。安慰和关怀患者的疾苦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只能起到次要和辅助的作用，最根本的还是要治疗和预防疾病。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医生不断提高各种疾病的诊治水平，同时要求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给患者提供更舒适更便捷的就医环境和就医体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外，在很多情况下人民的健康和医疗服务还存在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需要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大背景下全面思考人民群众的健康与疾病。医生的作用总是有限的，不可能包揽一切社会问题。另外更重要的是医生不仅要负责治病，还要教会大众有效地预防各种疾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要比关心和安慰已经患病的人更重要，更有用。所以笔者认为最好的提法应当是尽可能去治愈，常常去安慰，总要去预防，这才是上策和良策。
最后，还要指出近来据考证特鲁多的那段名言（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既不是刻在特鲁多的墓碑上，也不是写在特鲁多的雕像上，而是写在特鲁多研究所内图书馆的墙壁上，并且是用法文书写的。这句话并没有确切的出处，一种说法是来源于15世纪的法国格言，现代外科学之父安布鲁瓦兹·巴累（Ambroise Paré, 1510-1590）将其译为英文。这件事究竟是否如此尚待进一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