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网显示，呼和浩特的王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06年进入呼和浩特第一监狱服刑。
2011年4月1日至4月29日，王某因患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心功能Ⅱ-Ⅲ级，在监狱局医院住院治疗。因病情严重，需做心脏支架手术，王某经自治区监狱管理局批准保外就医 （急保） 6个月。王某随后进行了冠脉支架手术，保外就医到期后，其拟办理延长保外就医期限 （即续保） 。相关医生在考察的基础上，选择性整合了王某在附属医院急诊、住院治疗期间的病情处理意见，撰写了续保门诊病历。
之后，王某6次获得保外就医和1次暂予监外执行的机会，在监狱外活动时间累计7年，其间外出旅游、工作、结婚生子。
经法院判决，内蒙古监狱系统的5名狱医在对罪犯王某保外就医病情鉴定过程中，严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分别构成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
因身体不适想要申请保外就医的犯人需要通过的第一关就是狱医。“我们监狱只有一个小医务室，仅血压表和血糖仪两种仪器。狱医大部分是全科医生，靠的是‘手下功夫’，”狱医萨满 （化名） 告诉“医学界”。
萨满所在的监狱里最常见的问题是便秘，他自嘲外号为“屎尿屁大夫”，因为监狱里没有水果，很多外地的犯人很容易水土不服，因此开塞露用的量很大。监狱和当地公安医院合作，如非必要，监狱会将犯人的血样、尿样带到医院化验，再把药品带回监狱给犯人服用。
萨满遇见过装病骗保的犯人，他们经常会夸大病情，称自己有吐血等症状。“我会给他们一个尿杯，要求把吐出的血收集起来，往往就没有下文了。”萨满说。
《刑事诉讼法》第254条规定，罪犯确有严重疾病，必须保外就医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诊断并开具证明文件。
“这里的严重疾病指的是如果不进行医疗干预，可能会癌症的远端转移、心脏病的心功能III级（极高危）、肺栓等疾病”，张永泉说。通过狱医批准后，犯人需要通过指定医院做保外就医鉴定，这个环节最容易被钻空子。张永泉曾作为检察官监督犯人进行相关鉴定。“如果缺乏监督程序，犯人完全可以找个病重的患者顶替鉴定，正因为医生无权核实犯人身份信息，”张永泉举例说。
一项2012年的研究显示，在违反法定条件办理保外就医的案件中，与罪犯的病残鉴定直接有关的 （如不符合保外就医疾病病残范围规定） 占76.9%，与鉴定相关的 （如保外就医期限超过法定时间） 占17.3%，合计占94.2%。
有学者认为，我国对于保外就医鉴定中对医院及医师的资质目前没有做详细规定。上述研究显示，部分保外就医病情鉴定未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作出，而是由一般的区县医院甚至乡镇医院做出，鉴定结论的科学性缺乏保障。其次相关指定医院范围过宽、等级较低，鉴定的科学性和中立性缺乏保障。而对罪犯保外就医的鉴定应如何进行监督管理，对保外就医鉴定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由谁管理、怎样管理，现行法律法规都未作明确规定。
种种制度上的欠缺，导致非法保外就医的案例屡见报端。
2000年，大连黑帮邹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而被判死缓，在监狱服刑中，通过收买监狱管理者，非法获得保外就医后再次酿成血案。
2016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原党委书记钟某，因帮助震惊全国的南丹矿难事件主犯黎某保外就医，涉嫌滥用职权、受贿，一审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六十万元。
保外就医的受贿额度可达百万。2008年，江苏一犯人送狱警400多万元办理保外就医未果，双方均获刑。2019年，北京一民警受贿300万被判刑10年半。
一份2017年的研究统计了全国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公布的2014年至2016年的信息。结果显示，全国在网上公布的暂予监外执行人数为1183人，其中保外就医861人，占73%。而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2018年监督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39287人次，同比上升38.9%；纠正脱管漏管4439人。
以上数字表明，全国监外执行等不当情况处于上升态势，其中非法执行保外就医所占比例较高。
熟悉这一情况的张律师对“医学界”表示：“违法保外就医本质上是由医学知识鸿沟导致的，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缺乏实体性监督的力量，无法实质性审查医生的鉴定结果。我认为，需要引入更多专业人士，交叉检验，以进行更有效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