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翻译:
从古以来的贤王圣帝,还需要勤奋学习,何况是普通百姓之人呢!这类事情遍见於经籍史书,我也不能一一列举,只举近代切要的,来启发提醒你们。士大夫的子弟,几岁以上,没有不受教育的,多的读到《礼记》、《左传》,少的也起码读了《毛诗》和《论语》。到了加冠成婚年纪,体质性情稍稍定型,凭著这天赋的机灵,应该加倍教训诱导。
有志向的,就能因此磨炼,成就士族的事业;没有成就功业志向的,从此怠惰,就成为庸人。人生在世,应当有所专业,农民则商议耕稼,商人则讨论货财,工匠则精造器用,懂技艺的人则考虑方法技术,武夫则练习骑马射箭,文士则研究议论经书。
然而常看到士大夫耻于涉足农商,羞於从事工技,射箭则不能穿铠甲,握笔则才记起姓名,饱食醉酒,恍惚空虚,以此来打法日子,以此来终尽夭年。有的凭家世馀荫,弄到一官半职,就自感满足,全忘学习,遇到婚丧大事,议论得失,就昏昏然张口结舌,像坐在云雾之中。
公家或私人集会宴欢,谈古赋诗,又是沉默低头,只会打呵欠神懒腰。有见识的人在旁看到,真替他羞得无处容身。为什么不愿用几年时间勤学,以致一辈子长时间受愧辱呢?
梁朝全盛时期,士族子弟,多数没有学问,以至有俗读说:“上车不落就可当著作郎,体中无货也可做秘书官。”没有人不讲究熏衣剃面,涂脂抹粉,驾著长檐车,踏著高齿屐,坐著有棋盘图案的方块褥子,靠著用染色丝织成的软囊,左右摆满了器用玩物,从容地出入,看上去真好似神仙一般,到明经义求取及第时,那就雇人回答考试问题;要出席朝廷显贵的宴会,就请人帮助作文赋诗。
在这种时候,也算得上是个“才子佳士”。等到发生战乱流离后,朝廷变迁,执掌选拔人才的职位,不再是从前的亲属,当道执政掌权,不再见当年的私党,求之自身一无所得,施之世事一无所用,外边披上粗麻短衣,而内里没有真正本领,外边失去虎皮外表,而里边肉里露出羊质,呆然像段枯木,泊然像条乾涸的水流,落拓兵马之间,辗转死亡沟壑之际,在这种时候,真成了驽才。
只有有学问才艺的人,才能随处可以安身。从战乱以来,所见被俘虏的,即使世代寒士,懂得读《论语》、《孝经》的,还能给人家当老师;虽是历代做大官,不懂得书牍的,没有不是去耕田养马,从这点来看,怎能不自勉呢?如能经常保有几百卷的书,过上千年也不会成为小人。
有位客人追问我说:“我看见有的人只凭藉强弓长戟,就去讨伐叛逆,安抚民众,以取得公侯的爵位;有的人只凭藉精通文史,就去救助时代,使国家富强,以取得卿相的官职。而学贯古今,文武双全的人,却没有官禄爵位,妻子儿女饥寒交迫,类似这样的事数不胜数,学习又怎么值得崇尚呢?”我回答说:“人的命运坎坷或者通达,就好像金玉木石;钻研学问,掌握本领,就好像琢磨与雕刻的手艺。
琢磨过的金玉之所以光亮好看,是因为金玉本身是美物;一截木头,一块石头之所以难看,是因为尚未经过雕刻。但我们怎么能说雕刻过的木石胜过 尚未琢磨过的宝玉呢?同样,我们不能将有学问的贫贱之士与没有学问的富贵之人相比。况且,身怀武艺的人,也有去当小兵的;满腹诗书的人,也有去当小吏的,身死名灭的人多如牛毛,出类拔萃的人少如芝草。埋头读书,传扬道德文章的人,劳而无益的,少如日蚀;追求名利,耽於享乐的人,多如秋草。
二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另外,我又听说:一生下来不学就会的人,是天才;经过学习才会的人,就差了一等。因而,学习是使人增长知识,明白通达道理。只有天才才能出类拔萃,当将领就暗合于孙武、吴起的兵法;执政者就同于管仲、子产的政治素养,像这样的人,即使不读书,我也说他们已经读过了。你们现在既然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如果不效仿古人勤奋好学的榜样,就像盖着被子蒙头大睡,什么也不知道。”
人们看到乡邻亲戚中有称心的好榜样,叫子弟去仰慕学习,而不知道叫去学习古人,为什么这样糊涂?世人只知道骑马披甲,长矛强弓,就说我能为将,却不知道要有明察天道,辨识地利,考虑是否顺乎时势人心、审察通晓兴亡的能耐。只知道承上接下,积财聚谷,就说我能为相,却不知道要有敬神事鬼,移风易俗,调节阴阳,推荐选举贤圣之人的水平。
只知道不谋私财,早办公事,就说我能治理百姓,却不知道要有诚己正人,治理有条理,救灾灭祸,教化百姓的本领。只知道执行律令,早判晚赦,就说我能平狱,却不知道侦察、取证、审讯、推断等种种技巧。在古代,不管是务农的、做工的、经商的、当仆人的、做奴隶的,还是钓鱼的、杀猪的、喂牛牧羊的人们中,都有显达贤明的先辈,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博学寻求,没有不利於成就事业啊!
所以要读书做学问,本意在於使心胸开阔使眼睛明亮,以有利於做实事。不懂得奉养双亲的,要他看到古人的探知父母的心意,顺受父母的脸色,和声下气,不怕劳苦,弄来甜美软和的东西,於是谨慎戒惧,起而照办。不懂得服侍君主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守职不越权,见到危难不惜生命,不忘对君主忠谏,以利国家,於是凄恻自忠,要想效法。一贯骄傲奢侈的,要他看到古人的恭俭节约,谦卑养德,礼为教本,敬为身基,於是惊视自失,敛容抑气。
一贯鄙吝的,要他看到古人的重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周济穷困,於是羞愧生悔,积而能散。一贯暴悍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小心贬抑自己,齿弊古存,待人宽容,尊贤纳众,於是疲倦沮丧,身体弱得不胜衣。一贯怯懦的,要他看到古人的不怕死,坚强正直,说话必信,好事干下去不回头,於是勃然奋力,不可慑服。这样历数下去,百行无不如此,即使难做得纯正,至少可以去掉过於严重的毛病,学习所得,用在哪一方面都会见成效。
只是世人读书的,往往只能说到,不能做到,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判断一件诉讼,不需要弄清事理,治理千户小县,不需要管好百姓,问他造屋,不需要知道楣是横而兑是坚,问他耕田,不需要知道稷是早而黍是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情既很悠闲,人树更见迂诞,处理军国大事,一点没有用处,从而被武人俗吏们共同讥谤,确是由於上述的原因吧?
人在小的时候,精神专一而敏锐,长大之后,思想分散,所以需要及早教育,不要失去学习的机会。我七岁的时候,诵读《灵光殿赋》,到了现在,十年梳理(温习)一次,还没有遗忘。二十岁以后,所诵读的经书,废弃放置了一个月,就到了荒废(的地步),然而人困难坎坷,壮年时期失去了(学习的机会),还应当在晚年学,不可以自暴自弃。
孔子就说过:“五十岁来学《易》经可以没有大过失了。”曹操、袁遗老而更专心致志;这都是从小学习到老年仍不厌倦。曾参七十岁才学,而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岁才来游学,还成为儒家大师;公孙弘四十多岁才读《春秋》,凭此就做上丞相;朱云也到四十岁才学《易》经、《论语》,皇甫谧二十岁才学《孝经》、《论语》,都终於成为儒学大师;这都是早年迷糊而晚年醒悟。
世上人到二、三十婚冠之年没有学,就自以为太晚了,因循保守而失学,也太愚蠢了。幼年学的像太阳刚升起的光芒;老年时学习的人,像在夜里拿着火把走路,仍然总比闭上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要好。
学习风气是否浓厚,取决於社会是否重视知识的实用性。汉代的贤能之士,都能凭一种经术来弘扬圣人之道,上通天文,下知人事,以此获得卿相官职的人很多。末世清谈之风盛行以来,读书人拘泥于章句,只会背读师长的言论,用在时务上,几乎没有一件用得上。
所以士大夫的子弟,都讲究多读书,不肯专守章句。梁朝贵族子弟,到童年时代,必须先让他们入国学,观察他们的志向与崇尚,走上仕途后,就做文吏的事情,很少有完成学业的。世代当官而从事经学的,则有何胤、刘献、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舀等人,他们都兼通文史,不只是会讲解经术。我也听说在洛阳的有塞浩、张伟、刘芳,在邺下又见到邢子才,这四位儒者,不仅喜好经学,也以文才博学闻名,像这样的贤士,自然可作上品。
此外,大多数是田野间人,言语鄙陋,举止粗俗,还都专断保守,什么能耐也没有,问一句就得回答几百句,词不达意,不得要领,邺下有俗谚说:“博士买驴,写了三张契约,没有一个‘驴’字”如果让你们拜这种人为师,会被他气死了。孔子说过:“好好学习,俸禄就在其中。”现在有人只在无益的事上尽力,恐怕不算正业吧!圣人的典籍,是用来讲教化的,只要熟悉经文,粗通传注大义,常使自己的言行得当,也足以立身做人就行了。
何必“仲尼居”三个字就得用上两张纸的注释,去弄清楚究竟“居”是在闲居的内室还是在讲习经术的厅堂,这样就算讲对了,这一类的争议有什么意义呢?争个谁高谁低,又有什么益处呢?光阴似箭,应该珍惜,它像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还。应当博览经典著作之精要,用来成就功名事业,如果能两全其美,那样我没有什么可批评的。
世俗的儒生,不博览群书,除了研读经书、纬书以外,只看注解儒家经术的著作而且。我刚到邺下的时候,和博陵的雀文彦交往,曾对他讲起王粲的文集里有驳难郑玄所注《尚书》的地方。崔文彦转向儒生们讲述这个问题,才开口,便被凭空排斥,说什么:“文集里只有诗、赋、铭、诔,难道会有讲论经书的问题吗?
何况在先儒之中,没听说有个王粲”崔文彦含笑而退,终於没把王粲的集子给他们看。魏收在议曹的时候,和几位博士议论宗庙的事,他引闲《汉书》作论据,博士们笑道:“没有听说《汉书》可以用来论证经学。”魏收很生气,不再说什么。拿出《韦玄成传》丢在他们面前站起来就离开了。博士们一通宵把《韦玄成传》一起翻阅寻找,到了天亮,才前来向魏收致歉道:“原来不知道韦玄成还有这样的学问啊!”
邺下平定以后,我被迁送进关中。大儿思鲁曾对我说:“朝廷上没有禄位,家里面没有积财,应该多出气力,来表达供养之情。而每被课程督促,在经史上用苦功夫,不知做儿子的能安心吗?”我教训他说:“做儿子的应当以养为心,做父亲的应当以学为教。
如果叫你放弃学业而一意求财,让我衣食丰足,我吃下去哪能觉得甘美,穿上身哪能感到暖和?如果从事於先正之道,继承了家世之业,即使吃粗劣饭菜、穿乱麻衣服,我自己也愿意。”
校勘写订书籍,也很不容易,只有当年的扬雄、刘向才算得上是称职的。如果没有读遍天下的典籍,就不可以妄下雌黄修改校订。有的那个本子以为错,这个本子认为对;有的观点大同小异,有的两个本子的文字都有欠缺,所以不能偏听偏信,倒向一个方面。
勉学的后世影响:
《勉学篇》出自《颜之推·颜氏家训·第八篇》
《颜氏家训》成书于隋文帝灭陈国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约公元6世纪末)。是颜之推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以告诫子孙的著作。共有七卷,二十篇。分别是序致第一、教子第二、兄弟第三、後娶第四、治家第五、风操第六、慕贤第七、勉学第八、文章第九、名实第十、涉务第十一、省事第十二、止足第十三、诫兵第十四、养心第十五、归心第十六、书证第十七、音辞第十八、杂艺第十九、终制第二十。
《颜氏家训》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宋代朱熹之《小学》,清代陈宏谋之《养正遗规》,都曾取材于《颜氏家训》。不唯朱陈二人,唐代以后出现的数十种家训,莫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颜氏家训》的影响,所以,王三聘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从《颜氏家训》之多次重刻,虽历千余年而不佚,更可见其影响深远。
作品译文
从古以来的贤王圣帝,还需要勤奋学习,何况是普通百姓之人呢!这类事情遍见於经籍史书,我也不能一一列举,只举近代切要的,来启发提醒你们。士大夫的子弟,几岁以上,没有不受教育的,多的读到《礼记》、《左传》,少的也起码读了《毛诗》和《论语》。到了加冠成婚年纪,体质性情稍稍定型,凭著这天赋的机灵,应该加倍教训诱导。有志向的,就能因此磨炼,成就士族的事业;没有成就功业志向的,从此怠惰,就成为庸人。人生在世,应当有所专业,农民则商议耕稼,商人则讨论货财,工匠则精造器用,懂技艺的人则考虑方法技术,武夫则练习骑马射箭,文士则研究议论经书。
然而常看到士大夫耻于涉足农商,羞於从事工技,射箭则不能穿铠甲,握笔则才记起姓名,饱食醉酒,恍惚空虚,以此来打法日子,以此来终尽夭年。有的凭家世馀荫,弄到一官半职,就自感满足,全忘学习,遇到婚丧大事,议论得失,就昏昏然张口结舌,像坐在云雾之中。公家或私人集会宴欢,谈古赋诗,又是沉默低头,只会打呵欠神懒腰。有见识的人在旁看到,真替他羞得无处容身。为什么不愿用几年时间勤学,以致一辈子长时间受愧辱呢?
梁朝全盛时期,士族子弟,多数没有学问,以至有俗读说:“上车不落就可当著作郎,体中无货也可做秘书官。”没有人不讲究熏衣剃面,涂脂抹粉,驾著长檐车,踏著高齿屐,坐著有棋盘图案的方块褥子,靠著用染色丝织成的软囊,左右摆满了器用玩物,从容地出入,看上去真好似神仙一般,到明经义求取及第时,那就雇人回答考试问题;要出席朝廷显贵的宴会,就请人帮助作文赋诗。
在这种时候,也算得上是个“才子佳士”。等到发生战乱流离后,朝廷变迁,执掌选拔人才的职位,不再是从前的亲属,当道执政掌权,不再见当年的私党,求之自身一无所得,施之世事一无所用,外边披上粗麻短衣,而内里没有真正本领,外边失去虎皮外表,而里边肉里露出羊质,呆然像段枯木,泊然像条乾涸的水流,落拓兵马之间,辗转死亡沟壑之际,在这种时候,真成了驽才。
只有有学问才艺的人,才能随处可以安身。从战乱以来,所见被俘虏的,即使世代寒士,懂得读《论语》、《孝经》的,还能给人家当老师;虽是历代做大官,不懂得书牍的,没有不是去耕田养马,从这点来看,怎能不自勉呢?如能经常保有几百卷的书,过上千年也不会成为小人。
有位客人追问我说:“我看见有的人只凭藉强弓长戟,就去讨伐叛逆,安抚民众,以取得公侯的爵位;有的人只凭藉精通文史,就去救助时代,使国家富强,以取得卿相的官职。而学贯古今,文武双全的人,却没有官禄爵位,妻子儿女饥寒交迫,类似这样的事数不胜数,学习又怎么值得崇尚呢?”我回答说:“人的命运坎坷或者通达,就好像金玉木石;钻研学问,掌握本领,就好像琢磨与雕刻的手艺。
琢磨过的金玉之所以光亮好看,是因为金玉本身是美物;一截木头,一块石头之所以难看,是因为尚未经过雕刻。但我们怎么能说雕刻过的木石胜过 尚未琢磨过的宝玉呢?同样,我们不能将有学问的贫贱之士与没有学问的富贵之人相比。况且,身怀武艺的人,也有去当小兵的;满腹诗书的人,也有去当小吏的,身死名灭的人多如牛毛,出类拔萃的人少如芝草。
埋头读书,传扬道德文章的人,劳而无益的,少如日蚀;追求名利,耽於享乐的人,多如秋草。二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另外,我又听说:一生下来不学就会的人,是天才;经过学习才会的人,就差了一等。因而,学习是使人增长知识,明白通达道理。只有天才才能出类拔萃,当将领就暗合于孙武、吴起的兵法;执政者就同于管仲、子产的政治素养,像这样的人,即使不读书,我也说他们已经读过了。你们现在既然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如果不效仿古人勤奋好学的榜样,就像盖着被子蒙头大睡,什么也不知道。”
人们看到乡邻亲戚中有称心的好榜样,叫子弟去仰慕学习,而不知道叫去学习古人,为什么这样糊涂?世人只知道骑马披甲,长矛强弓,就说我能为将,却不知道要有明察天道,辨识地利,考虑是否顺乎时势人心、审察通晓兴亡的能耐。只知道承上接下,积财聚谷,就说我能为相,却不知道要有敬神事鬼,移风易俗,调节阴阳,推荐选举贤圣之人的水平。
只知道不谋私财,早办公事,就说我能治理百姓,却不知道要有诚己正人,治理有条理,救灾灭祸,教化百姓的本领。只知道执行律令,早判晚赦,就说我能平狱,却不知道侦察、取证、审讯、推断等种种技巧。在古代,不管是务农的、做工的、经商的、当仆人的、做奴隶的,还是钓鱼的、杀猪的、喂牛牧羊的人们中,都有显达贤明的先辈,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博学寻求,没有不利於成就事业啊!
所以要读书做学问,本意在於使心胸开阔使眼睛明亮,以有利於做实事。不懂得奉养双亲的,要他看到古人的探知父母的心意,顺受父母的脸色,和声下气,不怕劳苦,弄来甜美软和的东西,於是谨慎戒惧,起而照办。不懂得服侍君主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守职不越权,见到危难不惜生命,不忘对君主忠谏,以利国家,於是凄恻自忠,要想效法。
一贯骄傲奢侈的,要他看到古人的恭俭节约,谦卑养德,礼为教本,敬为身基,於是惊视自失,敛容抑气。一贯鄙吝的,要他看到古人的重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周济穷困,於是羞愧生悔,积而能散。一贯暴悍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小心贬抑自己,齿弊古存,待人宽容,尊贤纳众,於是疲倦沮丧,身体弱得不胜衣。一贯怯懦的,要他看到古人的不怕死,坚强正直,说话必信,好事干下去不回头,於是勃然奋力,不可慑服。
这样历数下去,百行无不如此,即使难做得纯正,至少可以去掉过於严重的毛病,学习所得,用在哪一方面都会见成效。只是世人读书的,往往只能说到,不能做到,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判断一件诉讼,不需要弄清事理,治理千户小县,不需要管好百姓,问他造屋,不需要知道楣是横而兑是坚,问他耕田,不需要知道稷是早而黍是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情既很悠闲,人树更见迂诞,处理军国大事,一点没有用处,从而被武人俗吏们共同讥谤,确是由於上述的原因吧?
人在小的时候,精神专一而敏锐,长大之后,思想分散,所以需要及早教育,不要失去学习的机会。我七岁的时候,诵读《灵光殿赋》,到了现在,十年梳理(温习)一次,还没有遗忘。二十岁以后,所诵读的经书,废弃放置了一个月,就到了荒废(的地步),然而人困难坎坷,壮年时期失去了(学习的机会),还应当在晚年学,不可以自暴自弃。孔子就说过:“五十岁来学《易》经可以没有大过失了。”曹操、袁遗老而更专心致志;这都是从小学习到老年仍不厌倦。
曾参七十岁才学,而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岁才来游学,还成为儒家大师;公孙弘四十多岁才读《春秋》,凭此就做上丞相;朱云也到四十岁才学《易》经、《论语》,皇甫谧二十岁才学《孝经》、《论语》,都终於成为儒学大师;这都是早年迷糊而晚年醒悟。世上人到二、三十婚冠之年没有学,就自以为太晚了,因循保守而失学,也太愚蠢了。幼年学的像太阳刚升起的光芒;老年时学习的人,像在夜里拿着火把走路,仍然总比闭上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要好。
学习风气是否浓厚,取决於社会是否重视知识的实用性。汉代的贤能之士,都能凭一种经术来弘扬圣人之道,上通天文,下知人事,以此获得卿相官职的人很多。末世清谈之风盛行以来,读书人拘泥于章句,只会背读师长的言论,用在时务上,几乎没有一件用得上。所以士大夫的子弟,都讲究多读书,不肯专守章句。梁朝贵族子弟,到童年时代,必须先让他们入国学,观察他们的志向与崇尚,走上仕途后,就做文吏的事情,很少有完成学业的。
世代当官而从事经学的,则有何胤、刘献、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舀等人,他们都兼通文史,不只是会讲解经术。我也听说在洛阳的有塞浩、张伟、刘芳,在邺下又见到邢子才,这四位儒者,不仅喜好经学,也以文才博学闻名,像这样的贤士,自然可作上品。此外,大多数是田野间人,言语鄙陋,举止粗俗,还都专断保守,什么能耐也没有,问一句就得回答几百句,词不达意,不得要领,邺下有俗谚说:“博士买驴,写了三张契约,没有一个‘驴’字”如果让你们拜这种人为师,会被他气死了。孔子说过:“好好学习,俸禄就在其中。”
现在有人只在无益的事上尽力,恐怕不算正业吧!圣人的典籍,是用来讲教化的,只要熟悉经文,粗通传注大义,常使自己的言行得当,也足以立身做人就行了。何必“仲尼居”三个字就得用上两张纸的注释,去弄清楚究竟“居”是在闲居的内室还是在讲习经术的厅堂,这样就算讲对了,这一类的争议有什么意义呢?争个谁高谁低,又有什么益处呢?光阴似箭,应该珍惜,它像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还。应当博览经典著作之精要,用来成就功名事业,如果能两全其美,那样我没有什么可批评的。
世俗的儒生,不博览群书,除了研读经书、纬书以外,只看注解儒家经术的著作而且。我刚到邺下的时候,和博陵的雀文彦交往,曾对他讲起王粲的文集里有驳难郑玄所注《尚书》的地方。崔文彦转向儒生们讲述这个问题,才开口,便被凭空排斥,说什么:“文集里只有诗、赋、铭、诔,难道会有讲论经书的问题吗?何况在先儒之中,没听说有个王粲”崔文彦含笑而退,终於没把王粲的集子给他们看。
魏收在议曹的时候,和几位博士议论宗庙的事,他引闲《汉书》作论据,博士们笑道:“没有听说《汉书》可以用来论证经学。”魏收很生气,不再说什么。拿出《韦玄成传》丢在他们面前站起来就离开了。博士们一通宵把《韦玄成传》一起翻阅寻找,到了天亮,才前来向魏收致歉道:“原来不知道韦玄成还有这样的学问啊!”
邺下平定以后,我被迁送进关中。大儿思鲁曾对我说:“朝廷上没有禄位,家里面没有积财,应该多出气力,来表达供养之情。而每被课程督促,在经史上用苦功夫,不知做儿子的能安心吗?”我教训他说:“做儿子的应当以养为心,做父亲的应当以学为教。如果叫你放弃学业而一意求财,让我衣食丰足,我吃下去哪能觉得甘美,穿上身哪能感到暖和?如果从事於先正之道,继承了家世之业,即使吃粗劣饭菜、穿乱麻衣服,我自己也愿意。”
校勘写订书籍,也很不容易,只有当年的扬雄、刘向才算得上是称职的。如果没有读遍天下的典籍,就不可以妄下雌黄修改校订。有的那个本子以为错,这个本子认为对;有的观点大同小异,有的两个本子的文字都有欠缺,所以不能偏听偏信,倒向一个方面。
勉学为《颜氏家训》第八篇的篇名,一部分被收录于中学语文课本,作者颜之推,字介,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北齐文学家,所著《颜氏家训》共二十篇,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后世称此书为“家教规范”。该书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处事,为学经验的总结。
《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是一部学术著作。阐述立身治家的方法,其内容涉及许多领域,强调教育体系应以儒学为核心,尤其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并对儒学、文学、佛学、历史、文字、民俗、社会、伦理等方面提出可自己独到的见解。文章内容切实,语言流畅,具有一种独特的质朴风格,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远。书中阐述了他的观点:要注重早期教育和后期勤奋,且学习不能自暴自弃。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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