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发展道路的相似性
中国、印度两个大国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在古代社会都曾倍受外族的人侵和多国纷争的困扰，战争、内乱灾荒和王朝更替屡屡出现。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和印度古代农业社会里，封建统治成为超稳定的系统，两个社会均处于经济史学家所说的“内卷”（involution）状态，也就是说，不但社会体制和人们生活形式不断自我维系、自我保持和自我复制，而且，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都处于一种长期的停滞状态。根据麦迪森（Angus Maddison, 2001）《世界经济千年史》、拉尔（Deepak LaI, 1988-1989 ）《印度均衡》等经济学家的统计数据和研究结论，中国、印度都落入了西方汉学家伊惫可（Mark Eivin, 1973）所说的那种“高水平发展陷阱”之中。由此而来的“李约瑟之谜”和“马克斯?韦伯疑问”等问题，经常引起学界的讨论和争鸣，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封建专制、儒家思想、重农抑商等方面，对印度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种姓制度和村社经济方面。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这两个大国能够如此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呢？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这两个大国久处“高水平发展陷阱”之中呢？这些问题，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让许多学者倍感矛盾困惑，但同时也体验神奇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如此漫长动荡的岁月里，这两个大国都没有分崩离析，历史和文化都没有中断，都曾为人类文明特别是农业文明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的力量一直都在增长，到了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近一百年，印度受英殖民统治也将近一百年，都在20个世纪中叶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赢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以大国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
中国和印度独立以来的国内外发展条件，使决策者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中国毛泽东主席认为，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够真正实现国家的独立；印度尼赫鲁总理也曾指出，工业化就等于重工业化。这种思想和战略选择不仅是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使然，也十分直观地反映了中国和印度政治领导人的经济理想以及政治抱负。同样，中国和印度独立以来，作为历史遭遇相似且同属于发展中大国的两国来说，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和道路选择在许多方面都有异曲同工之处。
具体表现在：其一，中国和印度都把实现工业化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前提条件，两国从上世纪50-70年代期间基本上都放弃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察赋，程度不同地仿效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意在通过工业化提升国家和民族的地位。其二，中国和印度双方都曾因过于追求发展重工业和经济的高速度，而忽视或轻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均衡发展，并一度造成重重、轻农、轻轻的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其三，两国都程度不同地强调公营企业在国家工业中的地位，而有意识地增大公营经济成分的比例。中国的国有化速度很快，程度非常高，而印度也通过抢占“制高点”提高国有化的比重。但由于两国在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上存有差异，相比而言，公有成分在两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中国略多，而印度略少。第四，两国的工业化进程都是靠政府强有力地干预下进行的，主要是通过五年计划的手段来推进和实施。中国放弃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设想，形成了高度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印度虽然有市场经济的底子，但也实行了“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政府干预体制。
根据经济学家长周期的观察和实证研究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脱离了两国的要素察赋，导致了经济增长缓慢、产业结构失衡、微观激励不足等后果，进而使得技术效率低下、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实际速度低于潜在的最高速度。由此导出的必然的逻辑推论和改革发展实践是，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人手点，是放弃“赶超”战略代之以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逐步建立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产业和技术发展始终能顺应要素察赋结构在时空上的分布和变化情况，降低改革的成本。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印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了改革的进程。中国的发展体现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模式，印度的发展体现了以信息服务业为主的技术密集型模式。中国与印度在经济赛跑中，中国主要依靠制造业，印度更多的依赖服务业。有专家认为，在华侨的帮助下，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在印侨的帮助下，印度可以成为世界的实验室。综合来看，中印两国开始主导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发展走在了印度之前，印度经济整体落后中国10年或略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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