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指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这使众多文艺作家明确了思想，统一了认识。
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解放区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土地改革的进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千百年来被地主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悲惨命运，不仅使农民在经济上彻底翻身，而且还促使他们在政治觉悟、精神面貌上发生了深层次的裂变与重组。广大农民正在逐步摆脱各种腐朽思想（主要是封建思想）及反动势力的束缚，一种新的农民性格正在酝酿与形成当中。赵树理敏锐地捕捉到了历史前进的脚步在不同农民心中引发的不同的感受，并将它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
纵观这一时期的解放区小说，由于受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的影响，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国统区的独特景致：其主题不外乎是敌我斗争以及人民队伍内部先进带动落后，旧我更新及新人成长这些固定套路；艺术形式上追求大众化、民族化、通俗化的审美倾向，更多地在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学当中汲取营养，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同世界进步文艺的联系，有一定的封闭性；整体风格欢乐、明朗而单纯。
就本人气质而言，赵树理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孙犁：《谈赵树理》）。纵观他一生，在感情上始终没有离开过生他养他的农村。长期扎根在农村，使他对农村生活、农民性格的了解达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他甚至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出他的后半句话。”（赵树理：《决心到群众中去》）这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无穷的创作灵感。赵树理的许多作品都是直接取材于他在农村体验生活时遇到的真人真事：“我在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赵树理：《也算经验》）他甚至直接称自己的作品是“问题小说”。比如反映农民在高利贷盘剥下贫困潦倒的《福贵》，反映封建夫权及小农意识的破产，讴歌妇女解放的《孟祥英翻身》、《传家宝》，反映土改生活的《邪不压正》等等。为了增强故事的真实性与可信性，赵树理甚至在《孟祥英翻身》的标题下面加上“现实故事”四个字。
回顾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农村、农民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家作品固然不在少数，二十年代甚至形成了一个专门创作乡土文学的小说流派，但除了鲁迅小说以外，其中罕有大家，与他们不同的是，赵树理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以平视的角度描绘真实而复杂的农村生活，表现农民喜怒哀乐的感情，并真正把自己的感情同农民交融在一起，因而引发了农民的共鸣。赵树理在谈到《李家庄的变迁》中血染龙王庙之类的场面时，说它“染了我好多老同事的血，连我自己也差一点染到里边去......”（赵树理：《也算经验》）这种入乎其内又设身处地的体验方式和平视型的观察视角，使得赵树理的作品无论是在描写生活本身固有的复杂性上，还是在挖掘其内在的深刻性上，都达到了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高度。
既然执着的农村题材和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构成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内在要求，那么他就不能不对四十年代解放区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命运发展进行深切的关注。事实上，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解放区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土地改革的进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千百年来被地主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悲惨命运，不仅使农民在经济上彻底翻身，而且还促使他们在政治觉悟、精神面貌上发生了深层次的裂变与重组。广大农民正在逐步摆脱各种腐朽思想（主要是封建思想）及反动势力的束缚，一种新的农民性格正在酝酿与形成当中。赵树理敏锐地捕捉到了历史前进的脚步在不同农民心中引发的不同的感受，并将它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
赵树理较好地贯彻了毛泽东延安讲话精神所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成功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实现了文学艺术性与大众性比较完美的结合，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其身边很快形成了一个力量雄厚的作家群。这其中包括马烽、西戎、束为、胡正等，他们自觉地以赵树理为榜样，在创作上表现出相类似的主题倾向、审美情趣和表现手法，日后便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山药蛋派”。随着建国后解放区文艺规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肯定与扩展，赵树理的小说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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