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之人，要么是太监，要么就是一些奸臣、丑角。与奴才相对应的则是中性词——臣。
鲁迅曾说过："在清朝，旗人自称'奴才'，汉人只能自称'臣'。 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如果像鲁迅所说的那样，那反倒是奴才比臣更加尊贵，在满人的统治之下，汉人都不能自称"奴才"，只能自称更加卑微的"臣"。
事实上奴才一词， 亦叫做"奴财"、"驽才"，在中国北方各地，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中，是一个十分常见的词汇。其实在北方民族中，臣与奴才意思是一样的，这点在《隋书·北狄》中有所记载。据《隋书·北狄》载："沙钵略谓其属曰：'何名为臣？'报曰：'隋国称臣，犹此称奴耳'。"
清朝入关前，这种情况依旧存在与女真部落当中。据《清稗类钞·称谓类》记载："当未入关以前，满洲曾贡献于高丽，其表文，自称'后金国奴才'。可见奴才二字之来历，实为对于上国所通用，其后逐相沿成习耳"。通过这段文献记载，不难看出在满人的旧俗里面，奴才与臣含义是对等的，并未有辱国体。
实际上，奴才之所以会成为贬义词主要是因为明朝时皇宫内宦官常常自称为奴才，遂被世人骂作奴才。这点在《明史·杨涟传》里面有所体现，据《明史·杨涟传》载："涟大骂：'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
随着满清的入关，将原有的满洲旧俗也带入中原。此时的奴才变成了与臣同义的中性词，也正是如此在清初（特别是康熙、雍正两朝），大臣们在奏章中"奴才"和"臣"并用的情况越来越多，在这些奏折当中有用臣的，也有用奴才的，甚至有人在同一份奏折里面既出现奴才，也出现臣。
雍正上位之后决定改变这种状况，开始对此进行规范。据《钦定八旗通志》载："凡奏章内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概书写臣字。特谕。"不仅如此，雍正虽然是满人，但是对于奴才这个词也比较排斥的。雍正五年十一月上谕中有"此等卑污之习，皆始自包衣下贱奴才"的话，从这句话不难得知雍正本人也深知奴才含有骂人之意。所以雍正多次将底下官员送上来的奏折里面的奴才改成"臣"，并对这些官员说明以后在奏折上写"臣"即可。
但是清朝毕竟是由奴隶制向君主制过渡，皇帝既是君更是主子，官员们自称奴才的恰恰说明他们拥有旗籍，拥有着一种变相的贵族身份（因为被开除旗籍的人是没有资格称奴才的）。所以即便是雍正皇帝三令五申，但是这些满人官员仍热衷于自称"奴才"。
到了乾隆时期，文化日益汉化，为了维护"满洲旧俗"，乾隆并没有像父亲那样禁止官员自称奴才。但是也规定了公事与私事要分开："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对于那些在公事上使用奴才的，乾隆会批评教育，反过来在那些请安、谢恩里面用臣的，可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乾隆三十七年调补湖南按察使法明于谢恩折内称臣，被传旨申饬，继而革职。
但是关于"奴才"与"臣"的称谓也有例外的，那就是武将，在乾隆看来只要是武将不管满汉、无论公、私事，所上奏折都只能称"奴才"。乾隆三十八年，凉州镇总兵乔照谢恩折内称臣而惹怒了乾隆，事后乾隆指出："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乔照岂容不知？虽臣仆本属一理，称谓原无重轻，但乔照甫如总兵，即如此妄行无忌，足见其器小易盈。"下令对乔照严行申饬。
第二年，福建建提督甘国宝奏请陛见折内称臣，乾隆帝认为"殊不合体式"。再一次指出："向来武职具折例称奴才"，以前"降旨令内外满汉诸臣嗣后陈奏公事均一例称臣，此第就文职而言，并非概及于武臣"，以后武官无论品级多高，都要称奴才。
乾隆之后，奏折中称臣或奴才基本确定。凡属旗人，无论满、汉还是蒙古人，除请安、谢恩等私事外，奏折中一律称臣；而汉官如曾国藩、李鸿章等，私事也称臣。武职中，无论满汉、公私，即便官至提督，都要称奴才，甚至与总督巡抚联合上奏折时，也要称奴才，不能与督抚一样称臣。其实这奴才和臣的称谓不过是满清封建专制统治的一个工具，对于统治者而言，无论是奴才还是臣都是仆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