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上的梁山泊起义，就是被朝廷剿灭的。
宋徽宗时期，朝廷对外乞和，对内大释搜刮，把山东八百里梁山泊收归国有，对渔民课以重税，百姓不堪其苦。宣和元年，宋江等三十六人在梁山泊起义。
据《大宋宣和遗事》记载，宋徽宗赵佶曾下旨招安，但没有结果。后朝廷派兵征剿，义军先后转战山东、河南、河北。“横行河朔、东京，官兵数万，无敢抗者。”
但宣和三年，义军还是被海州知州张叔夜设伏镇压，宋江被俘，起义失败。
二，小说《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起义，从施政纲领看，假如不受招安，也只能是被朝廷剿灭。
晁盖主政，虽说要“与大宋皇帝做个对头”，却并没有明确的方略和措施，单凭杀富济贫，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
宋江的做法，则是彻头彻尾的反贪官不反皇帝，以“忠义”和“博得个封妻荫子”为饵，招徕人众，壮大力量。最终目的就是招安。
假如不力主招安，宋江集团则失去了凝聚力，必然导致一大部分朝廷降将的离心离德。最终的失败也在所难免。
三，从《水浒传》的创作背景看，梁山泊起义，不具备推翻宋王朝的条件。
宋徽宗时期，北宋虽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内部虽然有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但当时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内部矛盾，而是民族矛盾。
所以说，梁山泊的宋江起义，还仅仅限于在小范围内骚扰，不具备全国百姓群起响应，星火燎原，以推翻宋朝统治的客观条件。起义不可能有较好出路。
四，从作者施耐庵的创作意图看，梁山泊起义的失败，也是必然结局。
有人说《水浒传》写的是张士诚起义，《水浒传》里的军师吴用，就是作者施耐庵本人。
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是元末张士诚起义的参与者，对张士诚接受元朝廷招安极端不满，由于张士诚投降了元朝廷，施耐庵离开了张士诚义军。
但是，施耐庵写的《水浒传》，主角宋江，从招安角度说，就是又一个张士诚。
这说明了作者施耐庵的内心矛盾：作者无法找到一个梁山泊义军既不接受朝廷招安，又有好的结局的平衡点。招安，势在必行。
另外，由于施耐庵的思想局限性，最终还是把梁山起义写成了《忠义水浒传》。这就决定了梁山起义悲剧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