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上的梁山泊起义,就是被朝廷剿灭的。
宋徽宗时期,朝廷对外乞和,对内大释搜刮,把山东八百里梁山泊收归国有,对渔民课以重税,百姓不堪其苦。宣和元年,宋江等三十六人在梁山泊起义。
据《大宋宣和遗事》记载,宋徽宗赵佶曾下旨招安,但没有结果。后朝廷派兵征剿,义军先后转战山东、河南、河北。“横行河朔、东京,官兵数万,无敢抗者。”
但宣和三年,义军还是被海州知州张叔夜设伏镇压,宋江被俘,起义失败。
二,小说《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起义,从施政纲领看,假如不受招安,也只能是被朝廷剿灭。
晁盖主政,虽说要“与大宋皇帝做个对头”,却并没有明确的方略和措施,单凭杀富济贫,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
宋江的做法,则是彻头彻尾的反贪官不反皇帝,以“忠义”和“博得个封妻荫子”为饵,招徕人众,壮大力量。最终目的就是招安。
假如不力主招安,宋江集团则失去了凝聚力,必然导致一大部分朝廷降将的离心离德。最终的失败也在所难免。
三,从《水浒传》的创作背景看,梁山泊起义,不具备推翻宋王朝的条件。
宋徽宗时期,北宋虽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内部虽然有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但当时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内部矛盾,而是民族矛盾。
所以说,梁山泊的宋江起义,还仅仅限于在小范围内骚扰,不具备全国百姓群起响应,星火燎原,以推翻宋朝统治的客观条件。起义不可能有较好出路。
四,从作者施耐庵的创作意图看,梁山泊起义的失败,也是必然结局。
有人说《水浒传》写的是张士诚起义,《水浒传》里的军师吴用,就是作者施耐庵本人。
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是元末张士诚起义的参与者,对张士诚接受元朝廷招安极端不满,由于张士诚投降了元朝廷,施耐庵离开了张士诚义军。
但是,施耐庵写的《水浒传》,主角宋江,从招安角度说,就是又一个张士诚。
这说明了作者施耐庵的内心矛盾:作者无法找到一个梁山泊义军既不接受朝廷招安,又有好的结局的平衡点。招安,势在必行。
另外,由于施耐庵的思想局限性,最终还是把梁山起义写成了《忠义水浒传》。这就决定了梁山起义悲剧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