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联播在80年代初的作用，形成了规模庞大、结构稳定的电视节目。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地区，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结构稳定的电视观众群。
例如，1985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对南京市城市居民接触大众传媒的状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这座城市88.9%的家庭已经拥有电视机，而市民每天看电视的时间达到108分钟——这个数字尽管低于西方国家的4小时左右，但其占据了市民日均闲暇时间（183分钟）的59.1%，大大超过了西方国家40%的比例——且这种收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没有直接关系。
由于重大新闻改为由每天19点的《新闻联播》播出，所以长期以来极受欢迎的早间电台新闻节目因丧失时效性而呈现衰退之势，28.6%的调查对象将电视作为获取新闻的首选媒介，超过报纸和电台等其他媒介。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电视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领域，正逐步成为"消费指导者"，观众通过"模仿效应"对新的生活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认同。
第二，电视极大影响了人际交往的方式，由于88.34%的受访者将"在家看电视"作为度过闲暇时间的主要方式，因此工作之余的"走亲访友、聊天串门时间锐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
第三，电视带来了人们在观念上的进步，经12项指标的测量，发现有64.2%的市民呈现出"高"或"较高"的"现代化观念"，即对新的思想和新生事物有良好的接受度和包容性。总而言之，尽管电视的普及过程"带有相当大的突发性"，但仍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除了大城市外，在规模和人口体量较小的乡镇一级，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电视的冲击下发生着迅速的变化。如江苏常熟的虞山镇，在1986年时人口仅为十余万，却已经有92%的家庭拥有了电视机，"早听响、晚看像"，即早上听广播、晚上看电视成为当地人生活的常规。
在"四级办电视"的政策影响及毗邻大都会上海的地缘优势下，这里总共可以收到中央、江苏、常熟和上海四个电视台的节目。由于当地民营经济发达，所以个体户数量很多，调查显示这些在最先改革开放浪潮中"试水"的小生意人对于相关法律和商业知识的了解几乎完全来自电视台的法制栏目和经济信息节目。电视机的迅速普及必然导致中国人日常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动。
至20世纪80年代末，电视已经成为文化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中心。人们逐渐意识到"将电视视为现代生活的消极的参与者和微不足道的追随者"已经是"不公正"的了，"电视的崛起和成功使我们不得不对它的形象和地位进行认真的评估"。
各电视台也开始重视对观众进行科学的访问与调查，以获取节目改进的建议和方向。中央电视台从1986年开始进行常规的收视率统计，其于该年4月5日至7月15日对全国28个城市的观众展开的问卷调查是中国电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电视受众调查，共取得样本1262个，共获得有关数据10828个。上海电视台亦随后展开了这项工作。
尽管人们出于不同的需求和利益而对日趋深入塑造日常生活形态的电视媒介持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和批评，知识界甚至忧心于"电视机的拥有者把它搬进了卧室，让电视取代聊天、安宁和睡眠，断断续续的闪亮把卧室变成了柏拉图洞穴居住者的奢华监狱"，但正如西方学者所说的，电视正在以人们想象不到的方式消弭社会中的各种界限：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的界限，成年人与儿童的界限，城市与乡村的界限，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成为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互动所依赖的最主要的符号环境"。
这种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显著变化，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被人们广泛察觉；对于电视文化的本性与影响的讨论，也在80年代"文化热""美学热"的精英话语中迅速扩张。
与电视机普及的"狂飙突进"相辅相成的，是电视台建设的第三次高潮的出现。与前两次建设高潮主要得益于领导人意志与激进政治宣传的需要不同，开始于1983年的第三次电视台建设高潮是国家的一项有意识的行业布局，其出发点则是"四级办电视"政策的出台。
该政策被普遍视为"我国电视发展史上一次最重要的政策调整"。1983年3月31日至4月10日，新成立的广播电视部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就广播电视业的重要作用和发展目标进行了全面的阐发外，还启动了一项对中国电视业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政策，这项政策的全称为"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由于在此之前，全国广播电台实际上已经全面实现了"四级办"格局，所以这项政策主要针对电视业提出。
该政策经会议充分讨论后，由中共中央在1983年37号文件中正式获批，题为《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此后，这一文件成为广播电视行业管理的纲领性文件。
所谓"四级"，分别为中央、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市（地、州、盟）和县（旗）。在1983年以前，尽管没有明确规定只有前两级可以开办电视台，但实际上电视业的格局基本只覆盖了中央和省两级。市级电视台固然也有，但数量较少（仅24座），且影响力微弱。但到了1982年前后，这一格局显然已无法满足全国范围内庞大的观众群体的接受需求——在当时，绝大多数需要花费一年工资购买了电视机的观众竟然只能收看到1—2套节目，就算不满意也别无选择，因此对中央台和省台怨声载道，供需矛盾明显。
但另一方面，经历过初创期"惨痛"经历的决策者深知电视台的建设和日常运营需要巨大且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这对于正处在经济改革初期的薄弱的中央财政来说，无疑是"不能承受之重"。在这样特殊的经济条件下，若想促进全国电视业的进一步发展，唯有向市、县两级开放电视台的开办权一条路可选。在中央看来，这种方式能够充分调动地方资金充实全国电视业的发展，不但可以对处于收视饥渴状态的观众做出回应，而且能够更有力地将中央的声音层层下达至基层，实乃一举两得。因此，"四级办电视"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四级办电视"政策出台后，市和县两级政府做出了热情而积极的响应，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全国电视台数量的激增：1982年年底全国只有47座电视台，至1989年年底则已飙升至469座，增长了9倍。由于此前几乎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均拥有了电视台，所以新增电视台几乎全部为市、县级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