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兴国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确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就是全面落实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以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这一转移的进一步深化和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必将使生产力产生新的飞跃。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重申了科教兴国战略。1998年3月新一届政府宣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
1、发展科技，教育事业以振兴国家。
2、用科技和教育使国家强大、振兴起来。
“科教兴国”是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国务院按照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科学分析和总结世界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经济、社会、科技发展趋势和经验，并充分估计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人民生活和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影响，根据我国国情，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宏伟目标而提出的发展战略。
“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科教兴国”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明确把科教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摆在我国发展战略的首位。从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是教育”的核心思想，为“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把经济建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1995年5月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江泽民在会上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实现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设中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列为今后15年直至21世纪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
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提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科教兴国”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
为全面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农业、工业、国防、财贸等行业和部门都提出了依靠科技振兴行业的发展战略。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地（市）、县（市）也制定了科教兴省、科教兴市、科教兴县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方针。1988年，江苏省率先提出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决定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从过去主要依靠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逐步转换到主要依靠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素质上来。“科教兴国”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战略提出后加速了地方科技事业和经济的发展。1996年，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立，各地方随继成立了科技领导小组或科教兴省（区、市）领导小组，截至到1997年6月，全国共有26个省（市、区）和计划单列市成立了科技领导小组。据统计，到1997年底，全国已有20多个省、200多个城市制定了以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计划。
1998年4月，在中国科协主办的“科技进步与产业发展专家论坛”第3次大会上，我国学者宣布，从1981年到1997年的10多年里，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31．65％。同年5月，为了严格执行《教育法》、《科技进步法》，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有关教育、科技投入的规定，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教育科技经费预算安排和确保教师工资按时发放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政府财政部门保证预算内教育和科技经费拨款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通知》第一次明确了对财政预算执行中的超收部分，也要相应增加教育和科技的拨款，确保全年预算执行结果实现法律规定的增长幅度。
1998年经中央批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成立，并于6月9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朱镕基总理主持，指出要深入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知识经济和建立创新体系的重要批示精神，国家要在财力上支持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要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
邓小平科教兴国思想的提出和发展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同志始终把教育发展和科技进步作为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根本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提出战略设想。早在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重提我国实现现代化历史任务的最初时期，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①明确地把科教的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
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深刻地论述了经济快速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又依赖于教育的关系，从战略的高度强调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的重要意义。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论述20年内我国发展战略的重点时强调：“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②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重申：“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③同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④1988年，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⑤这个划时代的论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学说，揭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历史必然性。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再次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⑥他号召全党全社会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邓小平同志从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依靠科学和教育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论断，为提出和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战略思想，党中央在1985年先后发布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分别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⑦和“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⑧的战略方针。
1992年，党的十四大依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定了90年代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江泽民同志在会上深刻指出“必须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⑨1993年，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在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则中明确提出，“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必须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⑩并且提出了落实教育战略地位的重大举措。199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时战略，动员全党全社会认真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召开全国科技大会，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阐明：“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重申“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同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列为今后15年直至整个21世纪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1996年，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科教兴国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
科教兴国-理论意义和实践特点
21世纪是富有挑战性的世纪。在世纪之交，我国决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意义十分重大。这一战略的实施，将使古老而文明的中华民族，在21世纪再次腾飞，站在世界科技强国之林。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我国的一项跨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深入探索领会这一战略决策的理论内涵、运行机制和实践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一种新的国家发展的运行机制
科教兴国是推动国家繁荣富强的战略决策。它的理论意义在于构建了一种新的推进国家发展的运行机制。对这一新的运行机制，我理解它大体包括以下四个基本要点。
1．以科技进步作为运行的动力和过程
科技进步是指科学技术自身的增长和长入经济、社会活动，并产生效益的现象和过程。它以解放科技生产力为动力；以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为全过程。它的理论基础，既邓小平同志高度概括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国家富强的财富来源在哪里，财富是由什么力量创造出来的？这是经济学诞生以来，一直引人关注的问题。重农主义者认为是农业，重商主义者认为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A•斯密斯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法则在推动，科技只不过是“外生力量”，是“天赐之福”。
二、全社会的整体一致的行动
科教兴国战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长期的实践活动。这个活动涉及许多因素，它是一项系统工程，而需要全民族、全社会的整体一致的行动。具体表现在要有以下四种有效行为：
1．政府的决心和有效组织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政府的行为是起决定作用的。只有政府才有力量统一组织和调控，并且能保证长期、持久的实施。这样，政府的决心和行为有效性程度，决定这一战略实施效果的大小。当然，也不能离开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状况，孤立的去讲政府行为的有效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都在强化政府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德国、韩国、波兰、澳大利亚、印度、埃及、匈牙利等国都先后成立了由总统或首相任主席（主任）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或其它科技决策机构。1995年，我国决定成立国家科技领导小组。许多国家领导人公开发表讲话，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推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鲜明的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发表演说：“不重视知识分子的国家、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国家，必定走向灭亡。”美国前总统里根说：“技术是美国经济活力的源泉”，美国现任总统克林顿说：“技术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建立新的工业，并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所以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印度前总理、已故英•甘地夫人说：“近代国家经济繁荣的关键，除了人民的精神外，还在于技术、原材料、资本等三种要素的有效结合，其中技术是最重要的……。”
许多政府首脑和政治家对科学技术巨大作用的赞佩和关注迎来了一个新时代。许多分析家认为，1968—1987年的20年中，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们以往的观念。罗马俱乐部主席佩依教授，曾把1989年看作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其标志是：“国家的首脑和资源的决策者、政治家们，正在认真地看待科学和科学家，把科学和科学家看作是解决特殊问题的能手”。
2．社会各领域行动的协同一致
全社会行动的一致性是科教兴国战略落实的可靠保证。然而，作到统一和一致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加强力度和协调。首先是唤起民族精神、增强凝聚力。科教兴国是诸领域的协同，而千百年来各领域都有自己的规范和价值观。如科学追求发现、技术追求发明、企业追求利润。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各个领域往往是独立的，其行动者在各自的领域里工作并获得声望和利益。这样，要统一行动就要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即为了民族的繁荣富强，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因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号召：“科学家应具有工业概念，工业家应有科学头脑。”
其次是各种社会改革的结合与协同。历史的实践告诉人们，社会革命要和技术革命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达到互动、互促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指出：“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同理，新的教育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体制。因此，使教育体制的改革跟上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是至关重要的。
再次是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紧密结合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确保人类生存的关键因素。国际政治、经济的新发展和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新趋势，更加显示出人才的价值。在这种形势下，世界各国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视人才的重要地位。从未象今天这样，把科技人员视为珍贵的战略资源。美国采取重金引进、重金培养两大措施，日本的格言是“求知最重要”，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宣布：“在唐宁街首相府的显要位置上，悬挂过去和当代杰出科学家的画像”，以表彰他们做出的非凡贡献。
3．实施关键性计划并集中力量重点突破
一个战略行动，只是一般号召没有关键性的重点突破是不行的。18世纪英国发生的机器革命，19世纪德国的电机革命和化工革命，都是重大的关键性突破，对本国对世界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20世纪40年代以来，许多有成就的国家，都与推出重大科技发展计划有关。如德国的导弹计划，美国的“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前苏联的人造卫星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计划。8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国家把高技术作为战略争夺的制高点。美国推出“星球大战”计划，日本推出超大规集成电路计划，欧洲推出“尤里卡”计划，中国推出"863"计划。
90年代许多国家又纷纷推出大型发展高科技的系列计划。美国有高性能计算机与通讯计划、尖端技术开发计划、生物技术研究计划、新材料研究计划、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研究行动计划；日本提出第六代计算机计划、亚洲新阳光计划等；加拿大实施关键性技术支持计划、绿色计划；韩国提出了高科技与开发计划（G—7）、国家最先进计划和发展核能的中长期计划。我国提出超“863”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和“攀登”计划等等。
事实上，现代高科技产品蕴含着人类空前丰富的知识和技术劳动，它将使决定重大国策的公式发生深刻变化。它告诉人们，在这场新的技术革命爆发的全球性技术争夺大战中，谁占据高科技这个制高点，谁就有效地掌握了认识今天和把握明天的钥匙，谁就赢得21世纪。因此，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有自己的核心工程作为突破口和基础。
4．战胜各种困难和阻力
科教兴国战略是以理性、以艺术、以一定的投入和时间才能完成的伟业。同时，它也要战胜许多困难和阻力。科教兴国要攻破三个堡垒：愚昧、迷信和贫穷。要解决各种文化的冲突。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界认识的精神产物，它是一种充满创造精神的理性过程。它不崇拜偶像，也不存在思想的顶峰。
传统的人文科学倾向于案例分析，善于用非科学的方法去解释所发生的现象。因此，人文科学的非模式思维与自然科学的模式思维之间，人文文化的崇尚灵感的神秘性与科学文化崇尚理性的公开性之间，常常是对立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受挫，这种对立情绪的阵势不断变化着。大科学、大技术主张，一切与科学有关系的社会现象，都应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主张科学方法可以成为揭示社会运动规律的有效工具。
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历来限制科学成果在生产上的应用。他们认为，科学成果迅速加以利用，会造成工业上飞快的变化，打乱现有的经济秩序。原因是技术改进带来失业；产品换代带来高额折旧费用；造成经济不稳定。世界性的科技进步，扩大了发达与不发达地带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贫富、技术开发水平的巨大差别。当今世界上，技术和科学通常是由高度组织化的研究与开发产业所控制，它们多半奠基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前苏联东欧地区，而对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大多是边缘性、服从性的低层次分工。所具备的研究和开发能力有限。据1983年统计，发达国家在全球研究与开发经费中所占比重为72.7％，其中美国占33.4％，欧共体为20.9％，日本为12.6％，原苏联东欧集团为24.2％。
三、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国情特点。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事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立足自己的国情，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进步道路。”目前，我国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我理解有以下几个特点：
1．采取“有所赶，有所不赶”的有限战略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已在世界科技发展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强的科技实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科技实力明显落后。
其一，我国科技人员总数1860万人，排在世界前列，但每百万人口中从事研究和开发的科学家、工程师不足500人，与印度、巴西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相差无几，而韩国、新加坡均在1000人以上，美、日、英、德均在2000人以上。
其二，科技投入低。1994年，我国研究与开发总经费为196亿元，合22.53亿美元，仅为美国的1607．5亿美元的1／71，为日本的1／29，德国的1／16，法国的1／11，韩国的1／24；还低于我国台湾省（25．4亿美元）和印度（23．27亿美元）。
其三，我国发表的科技论文在国际上排在12位上下。每年仅有3万多件专利问世，而发达国家则多达数10万件。作为科研创新基础的仪器设备已严重老化，实验装备水平停留在70、80年代水平。中科院有53个所没有得到任何仪器更新的支持。以上情况表明，我国科技发展战略，只能采用“有所赶，有所不赶”的有限战略。不可能全面赶超，大多数领域采取跟踪战略。所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基础性研究要按照“有所赶，有所不赶”的原则。瞄准国家目标和世界科学前沿，重点攻关，力争在我国具有优势领域中有重大突破。
2．把实现科技生产力的新解放和大发展作为战略的重点
我国科学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又滞后于国内经济建设。如果，科学技术再没有大的发展，则必然更加滞后于经济建设，因而必将制约今后的经济发展。因此，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把实现科技生产力的新解放和大发展作为战略重点，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为突出这一战略重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规定：“科技工作要把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作为首要任务。”“在当前一个时期，基础性研究要把国家目标放在重要位置，把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作为中心任务，重点解决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技术问题，创立新的技术和方法。”这就要求：
发展高技术要紧密结合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把握世界高技术发展的趋势，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掌握知识产权、实现产业化作为主要目标。大力推进企业科技进步，促进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要把增强企业应用先进技术的活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大中型企业要普遍建立、健全技术开发机构，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3．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场解放科技生产力的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到本世纪末，我国要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形成富有活力的运行机制。
过去，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学技术长入经济的过程脱离了市场，造成了科学技术与市场脱节，因而科学技术进步运行的速度较慢，成效不大。其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下靠权力下达计划，企业的生产是几十年一贯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新技术的采用和新产品的开发，使科技人员的知识逐渐老化，企业创新的能力逐渐减弱。在科学技术领域，虽然能推出新技术，但企业却难以吸收和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把企业全面推向市场，这样调动了企业为在竞争中获得胜利，就必须采用先进技术的积极性。同时，市场经济又把政企分开，使科技开发机构和企业都成为独立法人，他们可以直接结合。企业成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唯一场所，这又使企业和科研机构存在一种相互吸引的结合关系。
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按市场规律来推进研究与开发，并为市场需要服务，使科技体制成为经济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这种改革必须符合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即发展的过程和动力机制。这样，就能使市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统一起来。
4．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技人才政策
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既是科教兴国的基础，又是一个目标。目前，我国科技人才面临一些问题，正在严重制约着科技的发展。应当认真加以分析和解决。比如：基础研究目前存在走下坡路的趋势，孕育着基础研究重大突破的环境正在受到严重冲击。由于科研经费长期短缺，仪器设备更新速度慢，青年人才难以稳定等原因，近几年来自然科学一、二等奖明显减少，系统性的重大理论建树，科学前沿上的突破已很少。1983—11989年，共颁一等奖13项，二等奖58项。而1990—1993年，共颁一等奖1项，二等奖28项。仅此一项的一等奖还是植物区系分类方面的工作，系属长期积累的结果。1993年在国际发表科技论文，美国为40万篇，我国仅2万篇。
5．建立科学的科技投资体系
科技资金投入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科技投入的总体强度还弱，研究与开发的投入指标，即R＆D与GND的比例偏低，多年来徘徊在0.5～0.7％左右。1994年，我国的这个指标仅为0.5％，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仅处于中下水平。造成这种局面原因很多。其一，政府财政支持不足；其二，未形成全社会多元化的投资体系；其三，科技投入政策与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而，利用市场机制吸收各类资金的能力相当薄弱；其四，科技资金投入中，各种矛盾冲突、责任不明确。如风险承担、技术作价等问题。没有形成有活力的机制。
长期以来，企业未形成为科技投入的主力。产业界自身很少有研究和开发机构，使产业界在我国科技投入中所占份额至今仍不到30％。而在发达国家，产业界这一比例高达60～80％。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需要采取果断措施。目前的关键是，根据国情建立全社会多元化、多层次的科技投入体系。这个体系由有效政策的吸引，有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作保证，真正实现既有政府投入，也有企业投入；有拨款，也有贷款；有资金直接投入，也有政策的间接投入；有国内资金，也有海外投入。通过各方面努力，形成强大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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