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汉字与汉文化
文化，从广义上讲，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从狭义上说，它只着眼于精神方面，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民族心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这里所涉及到的文化是作比较宽泛的理解的。
何九盈先生在《汉字文化学》中指出：“文字是文化的产物，又服务于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它自身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汉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是汉文化的产物。先有汉文化，然后才有汉字，但它又服务于汉文化，对促进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从“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和“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两个方面，举例性地说明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
一、 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依照今日训沽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汉字作为语素文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在它的自身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探究汉字字形的构字理据，可以发现汉民族诸多的文化特征。
现在和钱币有关的字，像财、货、贡、贫、赈、费、赏、赠、贪、贷、赊、贿赂之类都属贝部，贝不过是一种介壳，为什么可以用它来表示钱币的含义呢？东汉许慎在《说文》里解释说：“古者货贝而宝龟，……至秦废贝行钱。”可见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当作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才废贝行钱，但是这种古代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形。
查《说文》，竹部的汉字共有147个，为何如此呢？这就在于中国盛产竹子。我国有370多种竹子，约占世界竹类的三分之一。秦汉时的北方由于气候比现在温和，黄河以北地区还产竹。富饶的竹源，使我国在殷商时代就跨入了竹子文明时代。仅殷商时代诞生的竹简就延续了两千多年，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竹文化。从远古的女娲用竹做笙簧，羿使用弓箭“射九日”神话始，我国人民种竹、爱竹、用竹盛行。汉民族的衣食住行同竹子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汉字中留下了竹文化的鲜明印记。
汉语中表示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我们的先人认为心这个器官是专管思考的，心是思维的器官。《孟子 · 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这就是明证。鉴于先人们这种文化认识，于是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
现在的纸是用竹质和木皮等制造的，但是当初造字时纸字为什么从系呢？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东汉蔡伦没有发明造纸的新方法和新质料以前，中国曾经用丝絮造过纸的。
我们从“斩”字的结构看，可以证明古代有一种车裂的酷刑。《说文》云：“斩从车斤，斩法车裂也。”清人段玉裁注：“此说从车之意。盖古用车裂，后人乃法车裂之意而用铁钺，故字亦从车，斤者铁钺之类也。”显然，古代这种“蛮性的遗留”，今人也不必为之讳言的。
杨成能先生在《由文字学上推得之先民文化遗迹》一文中认为，从《说文》中“见从某部字之多少，即可见某物于先民文化之关系密切与否。观从土之字一百三十，从金之字一百九十五，则可推知金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视土为繁。又观从马之字凡百十有五，从牛之字凡四十有五，则可见马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较牛为重。”这种比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我们从新字的产生和旧字的消亡中，也可看出某些文化因素的变动。新字的出现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文化科学各方面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从“金”旁的字，两周以后才大量出现，“铁”字不见于两周金文，所以从“金”的字的大量出现，只有在青铜器高度发达以后才有可能。而“铁”字也只有在能够生产“铁”的条件下才能够创造出来。再如从竹的“箴”到金属的“针”（繁体字左为“金”，右为“咸”），也有一个从竹针发展到金属制针的历史过程。就是到了现当代，由于化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现了若干新的化学元素，为此，表示新的化学元素的新造汉字共计有56个，如：氧、氯、氟、氖、碳等。
在《说文》里有不少从“马”、从“牛”、从“羊”的字，有关于性别的，有关于年龄的，有关于形状的，有关于颜色的，有关于动作品性的，不一而足。如：公马叫“骘”（zhì）,红黄色的马叫“骍”（xīng）, 长髦牛叫“犛”（máo）,被阉过的羊叫“羯”（jié），等等。这些字也只有在畜牧业高度发展后才能出现。同样，随着由畜牧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农业为主的社会，上述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并未消失，可代表它们的“字”都逐渐消亡了，有的干脆成了“死字”。张世禄先生的《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就试图用文字来证明“人类社会之演进，大都由渔猎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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