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文，由“人民”和“权力”两词合成，表示“人民的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思。“民主”最初是奴隶制国家政权的一种构成形式，一般叫做民主制。雅典奴隶制得到高度发展，成为奴隶制民主的典型。雅典民主派著名领袖伯里克利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就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比起一人执政的君主政体及其变形僭主政体、少数人执政的贵族政体及其变形寡头政体，民主政体是先进的。中世纪西欧城市贵族民主制，情况大体类似。
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萌芽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宗教改革中发展，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成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基本观点是，人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反对君权神授，主张主权在民；其社会背景是，资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反对封建专制，与封建统治者争夺发展空间。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最早地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确立为政治纲领。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即《人权宣言》，则是第一个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律性文献。在此推动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先进的政治体系先后在欧美一系列国家确立。正像资产阶级第一次把生产社会化带入人类经济生活创造了巨大生产力一样，资产阶级也第一次把近代民主制度带进了人类的政治生活，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但是，不管是古希腊的奴隶制民主，中世纪的西欧城市贵族民主，还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都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恩格斯在评述雅典民主的时候说，“九万雅典公民，对于三十六万奴隶来说，只是一个特权阶级。”中世纪的西欧城市民主，以十四世纪的佛罗伦萨为例，九万居民中，也只有五六千人拥有选举权。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美国后来的《宪法》有关选举众议院议员的人口统计方法却是：每个“自由人”算一人，五个黑人算三人，印第安人不算数。直到1962年的美国宪法修正案才承认男女平等，1964年才承认不交人头税的公民有选举权。其阶级局限，可见一斑。
主要是财产、金钱对于公民资格、公民权利的制约和戏弄。一是把财产多少作为享受权利大小的尺度，所谓“只有财产主才是真正的公民”（霍尔巴赫），“财产是构成公民的条件”（狄德罗），成为西方一些国家制定法律的重要依据。一是依靠金钱竞选，以攫重权。有的国家，竞选众议员平均竞选费用十数万美元；竞选参议员数十万至上百万美元；竞选总统几亿美元不等。看不见的背后交易就更加五花八门。这种所谓的“主权在民”、“人人平等”的“竞选”，自然不会与普通百姓有缘。
杰出的美国民主主义思想家潘恩认为，把财产作为有无选举权的标准是危险的、荒唐的。他举例说：“如果由于一匹种马生出一头能值规定价值的小马或小骡，马主人取得了选举权，而小马或小骡一旦死去，他又丧失了这种权利，那么，请问选举权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是人呢？还是骡呢？”这一辛辣的嘲讽，显然不止于财产对于公民资格的戏弄。
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应区分以下情况：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是向封建专制争民主的先锋，在其走下坡路之后，则日渐损害和剥夺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资产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是很革命很有一派英雄气概的，当时的代表人物很少受资产阶级的局限，但是，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即使是由资产阶级共和国最优秀最民主的分子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也是“资本政权”；鉴于历史的进步，人民的觉醒，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确立，为了巩固自身统治，资产阶级不能不调整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包括从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借鉴，不断地有条件地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没有能力解决其自身固有的重大社会问题，资产阶级的民主机制却仍在一定程度上较为有效地调节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平衡着内部的权利和利益斗争。其中一些机制和程序，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社会主义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高形态的民主，它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最大不同在于“人民”的构成不同，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资本主义乃至以前的所有民主制度，只是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程序上被称作民主制度的，在政权性质上则只是其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少数剥削者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程序和政权性质相一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是真实、彻底为劳动人民所享有的民主。
从资产阶级民主到社会主义民主，中间有一个“过渡”。要完成这个“过渡”，必须首先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成为国家的主人，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专政，将其排除在民主之外。列宁称之谓“过渡条件下形态改变了的民主”。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主义民主必将越来越扩大和完善，其专政的职能也将日益缩小和减弱。
社会主义民主是真实的民主，公开承认自身的阶级性，认为统治阶级的民主就意味着对于被统治者的专政，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相辅相成。资本主义民主，只标榜民主，不承认专政，极力掩盖其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阶级实质。不管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权益，都不容许动摇它的现有制度，都不会给它的“颠覆力量”以民主。
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但是这个“多数”必须是先进的有凝聚力量和执政能力的多数。如何保证这个“多数”不断提高文化素质和执政能力；保证这个“多数”选出的代表即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这个“中间环节”永远处在人民群众的支持监督之中不至发生蜕变，即不至于为金钱所腐蚀、为封建专制和家长作风所影响、为“全盘西化”的思潮所动摇，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任务。
关于自由
“自由”有两个涵义：一个是政治上的自由，主要是指公民在政治上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一个是哲学上的自由，主要是指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并用来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前者是权利，后者是素质和能力。
“自由”和“民主”的关系是：“民主”是政权的一种构成形式，“自由”则是政权给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对于真正的民主政权来说，民主的前提是自由，自由的保障是民主；民主愈彻底，公民便愈自由；公民愈是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平等权利，便愈是能够提高民主质量。从一开始，民主和自由就连在一起，民主自由思想是一起产生的。
“自由”一词源于古希腊，原始意义是从束缚、虐待中解放出来，获得自主和自立。真正形成理论，把自由推向高于一切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它们认为，自由比生命、爱情、财产都更为重要，丧失自由就丧失了做人的资格。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在当时，“自由”确实关系资本主义的生死，资本主义生产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创造“‘自由’而‘平等’的人们”。马克思说，“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资本”对于“自由”的要求是注定要实现的，因为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必然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资产阶级由此打开了局面，推动了历史前进，也由此种下了祸根，种下了“资本”剥削、走向灭亡的祸根。
资产阶级通过“自由”的资本剥削，破坏掉一切封建宗法关系，涤荡着封建专制的污泥浊水，使“一切关系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正像把“自由”推向至高无上一样，资产阶级把金钱的力量也发挥到了极致。谁占有金钱、财富，谁就拥有权利和自由，愈是有钱就愈有自由。无钱无权又无势的广大贫苦百姓自然只能被关在“自由”的大门之外。美国著名学者帕伦蒂抨击说，“法律冠冕堂皇地规定富人和穷人可以同样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有同样雇佣院外集团和华盛顿律师来对担任公职的人施加压力的自由，有拥有报刊或电台来制造舆论的自由，有花费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从事竞选活动，来挑选称意的人或他们自己担任政府公职的权利。但是，这是形式上的自由，实际上只是一种幻想。”
从公之于众的法律条文中，人们同样能够看到资产阶级自由的虚伪。资产阶级法律的惯常模式是，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正面规定中标榜自由，限制规定中否定自由；地位巩固时标榜自由，形势不利时取消自由。这在西方立法史上屡见不鲜。任何政权和法律都要保护本阶级的利益，也都需要处理自由与纪律、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问题是非要把资产阶级的自由说成是全民的自由，偏要将其“塞进社会主义的大门”，培养什么“自由的种子”，以图对其他国家进行颠覆。其用心可谓险矣。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罗兰夫人走向断头台时，面对矗立在旁边的自由女神塑像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
社会主义自由解决了三个根本问题。一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政权在人民手中，这是最大的政治自由；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从经济基础上铲除了金钱对自由的驱使和束缚；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辟了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新时代，在思想上获得了空前自由。
社会主义自由所面临的问题，一是政权建设，要处理好民主政权和公民自由的关系，不断克服官僚主义、家长专制、以权谋私、打击报复和其他违法行为对于公民自由的践踏；一是公民要珍惜手中的权利，不断提高行使自由权利的能力和觉悟，划清与抽象自由、绝对自由、任性自由的界限。社会主义的自由作为人类自由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仍然无法摆脱人对自然和社会条件的依赖。我们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比较落后，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民主意识淡薄，小生产习惯势力、封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有影响，致使不少人不能正确行使自由权利。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有的放矢地加强工作，加快建设。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2000年12月05日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