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也别说晚晴了，就拿所谓的康乾盛世来看下吧！
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七月五日早晨，广西布政使朱椿正准备出桂林城郊游。官轿刚刚出胡同，路边快闪出一位长者，老头颤巍巍跪在路边，手中高举一册文书。朱椿心中腻烦，看来又遇到一位上访的刁民。
及至随从把文书递到他手里，才发现并非如此。文书封面上题着两个字“策书”，原来是一份政策建言书。打开一看，端楷正书，字迹娟秀，内容有五条：
一、请朝廷进一步减免钱粮，减轻底层人民负担；
二、建议各地添设社义仓，以救济贫民；
三、革除盐商盗案连坐；
四、禁止种烟，以利人民健康；
五、裁减寺僧，减轻社会负担。
看完了策书朱椿神色大变，他命身边的几个随从：“立刻把这个老头拿住！” 游兴被一扫而光，朱椿立刻转轿回府，连夜给广西巡抚写了一个汇报，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案件。其罪有二：
一是读书人（老头吴英）胆敢批评国家政策，妄议中央；
二是行文中有发布「政治敏感」内容，犯了圣讳。原来，这篇策书中“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一段，用了今上名字中的“弘”字，没有避讳。
过程不表，这道奏折最后被送往北京。乾隆皇帝在和大学士等人反复多次认真研究了这桩大案后，中央做出了如下决定： 吴英凌迟处死，女眷及未成年者一律发配为奴。乾隆爷仁慈，准吴英弟弟及子侄之斩立决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清代文字狱档》）
公元1799年，清朝乾隆皇帝死了，同时代的美国华盛顿总统也在该年去世。
而我们再来看下两千多年前的晋献公是如何做的？
晋献公在位时期，城东郊村民祖朝上书晋献公说：“我是东郊村民祖朝，想听听关于国家政策的讨论。”晋献公派人出去告诉他说：“高官大吏已考虑好了，老百姓还管什么政策！”祖朝回答说：“大王就没有听说过古代将领桓司马，早晨朝见君主，起行迟了，驾车的催马赶路，骖乘（古代乘车时居右边陪乘的人）也催马赶路，驾车的用肘触及骖乘说：‘你为什么越过本分？为什么从旁喝马催车？’骖乘说：‘该催的时候就得催，这是我的事，你应该掌好你的缰绳就是了。你如果掌不好缰绳，假使马突然惊骇，就会轧伤路上行人。如果遇上强大的敌人，下车奋战，到尸首堆中厮杀本来就是我的事，难道你能放开缰绳下车帮助我吗？迟到了灾祸亦会降临到我头上，对此我有深重的忧虑，我哪能不催马赶路呢？’现在大王说‘高官大吏已考虑好了，老百姓还管什么政策’，假如大官们在朝中决策一旦有失当之处，像我这样的百姓，哪能不惨死于中原的土地之上呢？这灾祸亦会降临到我身上，我对此亦有深重的忧虑，我哪能不关心国家的决策呢？”晋献公正式召见了他，和他谈了三天，他再也没有可担忧的了。于是决定以祖朝为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