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赵树理等的创作，是否可以看作一个小说流派，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不过，
在50年代，文学界确有催成山西小说作家形成创作流派的努力。1956年7月，周扬到了山
西，明确提出有意识地发展有特色的文学流派。当年10月，山西的文学刊物《火花》创
刊，对赵树理等的创作经验的总结是该刊的经常性主题。1958年5月，《文艺报》和《火
花》在山西召开座谈会总结山西作家的创作特色。不久，《文艺报》还以“山西文艺特
辑”的专栏(注：《文艺报》1958年第11期。)，介绍、高度评价山西作家的创作成绩。
建立“流派”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继续得到强调，但他们的创作仍形成了某
些有迹可寻的共同性。这包括：一、地域的特征。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
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晋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
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小说的艺术自足性受
到怀疑；“不作旁观者”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叙事意义上，而且更是小说“社会功能”
上的。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观念，他们关于写小说是为了“劝人”，能“产生指导
现实的意义”(注：赵树理《也算经验》，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的预期，是写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但又认为，“本来面貌”，
是以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眼睛的所见、所闻、所感。四、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
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接受。关于这个“流派”，评论界使用的称谓
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
这个“流派”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马
烽(1922-)，山西孝义县人。小学没有毕业时，参加了八路军。战争期间，从事晋绥边区
报纸、出版社编辑工作。1945年，与西戎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50年代
初到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后，1956年回到山西。马烽五六十年代的创作，除《我们村里的
年轻人》等电影文学剧本，和在刊物上连载的传记文学《刘胡兰传》外，大都是短篇小
说。主要作品有《结婚》、《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太阳刚刚出山》、
《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等。西戎(1922-)抗日战争期间在晋绥边区工作时开始
小说创作。50年代初，在四川任《川西日报》、《四川文艺》编委、主编。1954年回到
山西。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姑娘的秘密》、《丰产记》，后一个集子的作品(《灯芯绒》
、《赖大嫂》、《丰产记》等)，写于1961年以后，风格转而向朴实趋近。其中，《赖大
嫂》用揶揄的笔调，写一个“无利不早起”的自私、爱撒泼的农村妇女，在生活中的处
处碰壁和受到的教育。在60年代，这个短篇既为倡导“现实主义深化”的批评家援引来
阐述其论点，也为后来批判“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论”所重点抨击的“
标本”。(注：参见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
荃麟评论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
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8、9期合刊)，紫兮《“写中间人物”的一个标本》(《文艺
报》1964年11、12期合刊)等。)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
、《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文学界，获得很高声誉
。50年代以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登记》、《求雨》、《金字》(根据记忆重写)
、《“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杨老太爷》、《张来兴》、《
互作鉴定》、《卖烟叶》，长篇《三里湾》，电影故事《表明态度》，长篇评书《灵泉
洞》(上部)、特写(或传记)《实干家潘永福》。另外，还写有鼓词《石不烂赶车》，小
调《王家坡》，泽州秧歌《开渠》，上党梆子《十里店》和改编的上党梆子《三关排宴
》。他的有些作品，被改编为各种文艺样式。如《登记》便以《罗汉钱》的名字，分别
改编为秦腔、豫剧、粤剧、评剧、沪剧等剧种演出。赵树理的这些小说，大多仍取材于
晋东南他的家乡。他与这个地区的人、事仍保持着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故事和人
物也依然具有来自“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特色。他继续着打通“新文学”与
“农村读者”的隔阂的试验。(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
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
做进一步的说明。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
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
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在小说观念上，也坚
持小说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同一的理解。不过，后来他似乎不再特别坚持把小说当
作农村工作指南的那种看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俗
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
小说)，都是劝人的。“写小说便是要动摇那些习以为常、但不合理的“旧的文化、制度
、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
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但对“农村读者”的
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
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
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因而
，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虽说农村开展的“运动”仍
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理、
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比起40年代来，赵树理这个时期的小说，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
”，“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
日报》。)。这是因为他离“当年”的“青春”渐远。如果从作家所处的环境而言，那么
，在战争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范，仍存在着较大的“空间”，来有限度地容
纳作家的创造，容纳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艺术想像；而赵树理那时对农村传统习俗
和观念所期望的更新，也与革命政治在农村所推动的变革，有许多重合之处。到了50年
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
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他的那种建
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正是
忧虑于当代激进的经济、政治变革对农村传统生活和道德的过度破坏，对建立在劳动之
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后期创作的主题。与《小二黑结婚》、《传家宝》、
《登记》、《三里湾》等表现“小字辈”挣脱老一辈的障碍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
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中，老一辈农民身上的品格，被叙述为
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传统。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艺术，总体面貌与以前并无重大
变化。然而，如评论者所说，这些“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的作品，由于作
者对某一形式的“越来越执著”，导致“故事进行缓慢”，有“铺摊琐碎”、“刻而不
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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