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科学家的故事

要简短点

爱迪生于1847年2月12日诞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Ohio)的米兰(Milan)小市镇。父亲是荷兰人的后裔,母亲曾当过小学教师,是苏格兰人的后裔。爱迪生7岁时,父亲经营屋瓦生意亏本,将全家搬到密歇根州(Michigan)休伦北郊的格拉蒂奥特堡定居下来。搬到这里不久,爱迪生就患了猩红热,病了很长时间,人们认为这种疾病是造成他耳聋的原因。爱迪生8岁上学,但仅仅读了三个月的书,就被老师斥为“低能儿”而撵出校门(因“愚钝糊涂”被勒令退学了)。从此以后,他的母亲是他的“家庭教师”,决定自己教儿子读书识字,并教育他要诚实、爱祖国、爱人类。由于母亲的良好的教育方法,使得他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博览群书,而且一目十行,过目成诵”。8岁时,他读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剧作家莎士比亚、狄更斯的著作和许多重要的历史书籍,到9岁时,他能迅速读懂难度较大的书,如帕克的《自然与实验哲学》。
爱迪生对于自然科学的最早兴趣是在化学方面。10岁时酷爱化学。他收集了二百来个瓶子,并节省每个小钱去购买化学药品装入瓶中。11岁那年,他实验了他的第一份电报。为了赚钱购买化学药品和设备,他开始了工作。12岁的时候,他获得列车上售报的工作,辗转于休伦港(PortHuron)和密歇根州的底特律(Detroit)之间。他一边卖报,一边兼做水果、蔬菜生意,只要有空他就到图书馆看书。1861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刚满14周岁的爱迪生买了一架旧印刷机,利用火车的便利条件,办了一份小报(周刊)——《先驱报》,来传递战况和沿途消息,第一期周刊就是在列车上印刷的。他一人兼任记者、编辑、排字、校对、印刷、发行的工作。小报受到欢迎,他也从紧张的工作中增长了才干、知识和经验,还挣了不少钱,得以继续进行化学试验。他用所挣得的钱在行李车上建立了一个化学实验室。但不幸的是,一次他在火车上做实验时,列车突然颠簸,使一块磷落在木板上,引起燃烧。列车员赶来扑灭了火焰,也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光,打聋了他的双耳,他被赶下了火车,那时爱迪生才15岁。(另一种说法是:不幸有一次化学药品着火,他连同他的设备全被扔出车外。另外有一次,当爱迪生正力图登上一列货运列车时,一个列车员抓住他的两只耳朵助他上车。这一行动导致了爱迪生成为终身聋子。)
挫折并没有使爱迪生灰心,他又迷上了电报,经过反复钻研,在1868年他发明了一台自动电力记录器,这是他的第一个发明。后来他又发明了两种新型的电报机。1877年他发明了碳精电话送话器,使原有的电话声音更为清晰;此外他还发明了留声机。人们都称他为“魔术师”。
1878年9月爱迪生31岁时开始研究电灯。那时煤气灯已代替煤油灯,但火焰闪烁不定,而且在熄灭时产生有害气体;弧光灯也已发明,并在公共场所使用,但由于燃烧时发出嘶嘶声而且光亮过于耀眼,不宜用于室内。当时许多欧美科学家已在探求制造一种新的稳定的发光体。
爱迪生研究了弧光灯后宣布他能发明一种使人满意的光,但需要钱。那时他已是一个有了170项发明专利权的人,他的发明给资本家带来很大利润,因此一个财团愿意向他提供资助。经过几千次失败,1879年4月他改进了前人的棒状、管状灯,做出了一个玻璃球状物;1879年10月21日他把一个经过碳处理的棉线固定在玻璃泡内,抽出了空气、封上口、通上电流,它发光了,一种新的照明物出现了。
1880年至1882年间,爱迪生设计了电灯插座、电钮、保险丝、电流切断器、电表、挂灯,还设计了主线和支线系统,又制成了当时世界上容量最大的发电机,并在纽约建立第一座发电厂,开辟了第一个民用照明系统。后来他又同乔治·伊斯曼一起发明了电影摄影机。爱迪生的三大发明:留声机、电灯和电力系统、电影摄影机,丰富和改善了人类的文明生活。
爱迪生于1931年10月18日(一说是10月9日)去世,终年84岁。然而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能打破他持有1099个发明专利权的记录,人们称他为发明之王。
【生平·发明·科学征程】
1862年8月,爱迪生以大无畏的英雄气魄救出了一个在火车轨道上即将遇难的男孩。孩子的父亲对此感恩戴德,但由于无钱可以酬报,愿意教他电报技术。从此,爱迪生便和这个神秘的电的新世界发生了关系,踏上了科学的征途。
1863年,爱迪生担任大干线铁路斯特拉福特枢纽站电信报务员。从1864年至1867年,在中西部各地担任报务员,过着类似流浪的生活。足迹所至,包括斯特拉福特、艾德里安、韦恩堡、印第安那波利斯(Indianapolis)、辛辛那提(Connecticut)、那什维尔 (Nashville)、田纳西(Tennessee)、孟斐斯(Memphis)、路易斯维尔、休伦等地。
1869年6月初,他来到纽约(New York)寻找工作。当他在一家经纪人办公室等候召见时,一台电报机坏了。爱迪生是那里唯一的一个能修好电报机的人,于是他谋得了一个比他预期的更好的工作。10月他与波普一起成立一个“波普-爱迪生公司”,专门经营电气工程的科学仪器。在这里,他发明了“爱迪生普用印刷机”。他把这台印刷机献给华尔街一家大公司的经理,本想索价5000美元,但又缺乏勇气说出口来。于是他让经理给个价钱,而经理给了4万美元。
爱迪生用这笔钱在新泽西州(New Jersey)纽瓦克市的沃德街建了一座工厂,专门制造各种电气机械。他通宵达旦地工作。他培养出许多能干的助手,同时,也巧遇了勤快的玛丽(Mary Stilwell),他未来的第一个新娘。在纽瓦克,他做出了诸如蜡纸、油印机等的发明,从1872至1875年,爱迪生先后发明了二重、四重电报机,还协助别人搞成了世界上第一架英文打字机。
1876年春天,爱迪生又一次迁居,这次他迁到了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门罗公园”。他在这里建造了第一所“发明工厂”,它“标志着集体研究的开端”。1877年,爱迪生改进了早期由贝尔发明的电话,并使之投入了实际使用。他还发明了他心爱的一个项目——留声机。电话和电报“是扩展人类感官功能的一次革命”;留声机是改变人们生活的三大发明之一,“从发明的想象力来看,这是他极为重大的发明成就”。到这个时候,人们都称他为“门罗公园的魔术师”。
爱迪生在发明留声机的同时,经历无数次失败后终于对电灯的研究取得了突破,1879年10月22日,爱迪生点燃了第一盏真正有广泛实用价值的电灯。为了延长灯丝的寿命,他又重新试验,大约试用了6000多种纤维材料,才找到了新的发光体——日本竹丝,可持续1000多小时,达到了耐用的目的。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一发明是爱迪生一生中达到的登峰造极的成就。接着,他又创造一种供电系统,使远处的灯具能从中心发电站配电,这是一项重大的工艺成就。
他在纯科学上第一个发现出现于1883年。试验电灯时,他观察到他称之为爱迪生效应的现象:在点亮的灯泡内有电荷从热灯丝经过空间到达冷板。爱迪生在1884年申请了这项发现的专利,但并未进一步研究。而旁的科学家利用爱迪生效应发展了电子工业,尤其是无线电和电视。
爱迪生又企图为眼睛做出留声机为耳朵做出的事,电影摄影机即产生于此。使用一条乔治伊斯曼新发明的赛璐珞胶片,他拍下一系列照片,将它们迅速地、连续地放映到幕布上,产生出运动的幻觉。他第一次在实验室里试验电影是在1889年,1891年申请了专利。1903年,他的公司摄制了第一部故事片“列车抢劫”。爱迪生为电影业的组建和标准化做了大量工作。
1887年爱迪生把他的实验室迁往西奥兰治以后,为了他的多种发明制成产品和推销,他创办了许多商业性公司;这些公司后来合并为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后又称为通用电气公司。此后,他的兴趣又转到荧光学、矿石捣碎机、铁的磁离法、蓄电池和铁路信号装置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研制出鱼雷机械装置、喷火器和水底潜望镜。
1929年10月21日,在电灯发明50周年的时候,人们为爱迪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法国的居里夫人(出生于波兰)等著名科学家纷纷向他祝贺。不幸的是,就在这次庆祝大会上,当爱迪生致答辞的时候,由于过分激动,他突然昏厥过去。从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31年10月18日,这位为人类作过伟大贡献的科学家因病逝世,终年84岁。
爱迪生的文化程度极低,对人类的贡献却这么巨大,这里的“秘诀”是什么呢?他除了有一颗好奇的心,一种亲自试验的本能,就是他具有超乎常人的艰苦工作的无穷精力和果敢精神。当有人称爱迪生是个“天才”时,他却解释说:“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他在“发明工厂”,把许多不同专业的人组织起来,里面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工人共100多人,爱迪生的许多重大发明就是靠这个集体的力量才获得成功的。他的成就主要归功于他的勤奋和创造性才能以及集体的力量,此外,他的妻子也曾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爱迪生一生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他的学问是靠母亲的教导和自修得来的。他的成功,还应该归功于母亲自小对他的谅解与耐心的教导,才使原来被人认为是低能儿的爱迪生,长大后成为举世闻名的“发明大王”。
有人作过统计:爱迪生一生中的发明,在专利局正式登记的有1300种左右。1881年是他发明的最高纪录年。这一年,他申请立案的发明就有141种,平均每三天就有一种新发明。
伟大发明家爱迪生的一生告诉我们:巨大的成就,出于艰巨的劳动。
爱迪生不会随着时光流走而被人们遗忘,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他的一切是为人类的。爱迪生小时候就有造电灯的决心,他用智慧救了妈妈,那时还是做手术的时候。
[编辑本段]【西奥兰治的新生活】
爱迪生从1881年冬开始,在纽约居住的时间越来越长,相对在门罗公园的时间越来越短。他的妻小都住在纽约,老家门罗公园成了专供夏天避暑的地方。爱迪生全家在门罗公园度过了几个夏天。
1884年,爱迪生37岁。这一年对爱迪生来说,是他悲伤的一年。1884年夏天,玛丽·爱迪生在这里患了伤寒,这是一种危险的疾病。起初以为她只不过是受了点凉,吃几服药就会好的。因此,正在纽约奋战的爱迪生没有去看她。玛丽的妹妹爱丽丝和医生们每天尽力看护,一直在床边陪伴。
不久,夫人的病情恶化,爱迪生也有好几天没有去研究所了。爱迪生被人笑做“工作虫”,他不到研究所来是很少有的事情,所以同事们都很担心。爱迪生夫人康复的希望落空,1884年8月9日凌晨,玛丽·爱迪生去世。在住宅中举行丧仪后,就把棺柩运到一个小车站上,由火车送到她儿时的家乡纽约克。她去世的消息是8月16日发出的:著名发明家爱迪生之夫人突于本月九日星期六于新泽西门罗公园逝世。十二日下午举行丧礼,到宾客400余人。其中有爱迪生公司经理爱登,副经理约翰逊,劳雷,德纳瓦洛与罗斯福等人。吊客致送鲜花极多。她被埋葬在纽约克快乐山的墓地上。
爱迪生夫人去世后给他遗下了三个幼年的孩子,11岁的多特,8岁的小阿尔瓦(Thomas Alva Jr .)和6岁的威廉·莱斯(William L.)。妻子的谢世,使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寂。然而他不得不继续工作。他是不能因此而把工作停顿下来的。他把他的住屋租给了威廉姆(William )和霍尔泽(Alice h olzer ),把孩子们送到纽约去,托外祖母史蒂威尔代管。
门罗公园所能给予那发明家的除了悲伤的回忆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他于是把那些机件、药品、仪器等统统搬了出来而把它舍弃了。几年之后这所老屋因为受到雷击而焚毁了,宾夕法尼亚铁路旁的那所旧时的电灯厂也烧毁了。在爱迪生搬出后是农夫们搬去居住的。
实验室楼上的那间大房间租出作为跳舞会之用。休西(L.m .Hussey )利用它作为他的管乐队的总部,并在室后搭起了一个舞台。楼下的一层曾一度充作牛棚。这所古老的建筑物渐渐地分散了,木料也给拆了去建筑近边的房屋,最后也就倒塌了。
那所砖筑的机器厂的东头改成门罗公园消防处堆储杂物的储藏室。另一端也曾一度充作牛棚。有一个名叫麦康纳尔(Thomas j .McConncl )的农夫住在那间玻璃小室里,在那草场上养了许多猪。后来一家姓威尔考克斯(Willcox )的搬进那以前的办公室的屋中来,并且在屋中养了许多的鸡。
在1884年和1885年之间的岁月中爱迪生的生活是寂寞单调的。玛丽在世时,她对汤姆没有太多的要求,她爱他,理解他的事业的重要,爱迪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过家庭生活,但玛丽总是等待着他。现在爱迪生非常寂寞单调,他也许已向她道歉,因为他没有花很多时间。
爱迪生在1877年开始了改革弧光灯的试验,提出了要搞分电流,变弧光灯为白光灯。这项试验要达到满意的程度。必须找到一种能燃烧到白热的物质做灯丝,这种灯丝要经住热度在二千度一千小时以上的燃烧。同时用法要简单,能经受日常使用的击碰,价格要低廉,还要使一个灯的明和灭不影响另外任何一个灯的明和灭,保持每个灯的相对独立性为了选择这种做灯。这在当时是极大胆的设想,需要下极大的功夫去探索,去试验。 丝用的物质,爱迪生先是用炭化物质做试验,失败后又以金属铂与铱高熔点合金做灯丝试验,还做过上质矿石和矿苗共一千六百种不同的试验,结果都失败了。但这时他和他的助手们已取得了很大进展,已知道白热灯丝必须密封在一个高度真空玻璃球内,而不易熔掉的道理。这样,他的试验又回到炭质灯丝上来了。他昼夜不息地用到了1880年的上半年,爱迪生的白热灯试验仍无结果。有一天,他把试验室里的一把芭蕉扇边上缚着一条竹丝撕成细丝,全副精力在炭化上下功夫,仅植物类的炭化试验就达六千多种。他的试验笔记簿多达二百多本,共计四万余页,先后经过三年的时间。他每天工作十八、九个小时。每天清早三、四点的时候,他才头枕两、三本书,躺在实验用的桌子下面睡觉。有时他一天在凳子上睡三、四次,每次只半小时。
到了1880年的上半年,爱迪生的白热灯试验仍无结果,就连他的助手也灰心了。有一天,他把试验室里的一把芭蕉扇边上缚着一条竹丝撕成细丝,经炭化后做成一根灯丝,结果这一次比以前做的种种试验都优异,这便是爱迪生最早发明的白热电灯——竹丝电灯。这种竹丝电灯继续了好多年。直到1908年发明用钨做灯丝后才代替它。爱迪生在这以后开始研制的碱性蓄电池,困难很大,他的钻研精神,更是十分惊人。这种蓄电池是用来供给原动力的。他和一个精选的助手苦心孤诣地研究了近十年的时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辛与失败,一会儿他以为走到目的地了,但一会儿又知道错了。但爱迪生从来没有动摇过,而再重新开始。大约经过五万次的试验,写成试验笔记一百五十多本,方才达到目的。
参考:爱迪生一生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努力工作,在75岁的时候,还每天准时到实验室签到上班,他在几十年间几乎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晚间在书房读3至5小时书,若用平常人一生的活动时间来计算,他的生命已经成倍的延长了。因此,爱迪生在79岁生日的那天,他骄傲地对人们说,我已经是135岁的人了。他活到84岁,一生中的发明有1100项之多,其中最大贡献是发明留声机和自动电报机,实验并改进了白炽灯和电话。爱迪生20岁出头开始研究电灯,历时10余年,他先后选用了竹棉、石墨、钽……等等上千种不同物质作灯丝材料进行试验,时常通宵达旦,有一次他和助手们竟连续工作5昼夜。1879年爱迪生用碳丝作为白炽灯丝,并点燃40小时。由于碳丝表面多孔,性脆,强度很低。不久被钨丝代替。
[编辑本段]【成长故事】
(1)童年时期
爱迪生在1847年2月11日一个风雪中的凌晨三点钟诞生了,爸爸还把他带到街上去向别人夸耀,大家都叫他阿尔,小时候的爱迪生很爱发问,常常问一些奇怪的问题让人觉得很烦,家人也好,路上的行人也好,都是他发问题的对象,如果他对于大人的答复感到不满时就会亲自去实验,例如有一次阿尔看到了鹅舍里的母鹅在孵蛋,他就问妈妈为甚么母鹅总是成天坐在那里呢?妈妈就告诉他母鹅在孵蛋,阿尔便想如果母鹅可以那我也一定可以,过了几天爸爸妈妈发现阿尔一直蹲在木料房里,不知道在做甚么,当家人发现阿尔在孵蛋的时候每个人都捧腹大笑了起来。
八岁的时候阿尔去上小学了,可是他只上三个月的课就退学了,阿尔在上课的时候,妈妈常被叫到学校去跟老师说话,这是因为阿尔常常提出一些老师认为很奇怪的问题,老师认为他是一个低能儿童,于是妈妈就决定自己来教导阿尔,并决心把阿尔教成一位伟大的天才,就这样阿尔便开始了他的自学课程,阿尔被妈妈教的很好,后来阿尔也得到了允许,可以在地下室里设置一个实验室,为了不让别人乱动他的实验品阿尔还想出妙计,就是在每一个实验品的瓶子上贴上毒药标签。
十二岁的一个早晨,阿尔突然对妈妈说妈妈我想去卖报纸好不好?妈妈听了之后下吓一大跳,爸爸听了也很生气,可是经过了阿尔再三的请求他的父母终于同意了,他高兴的跑到铁路公司,也获得了在火车上卖报的允许,从休轮港到底特律有一百公里的路程,阿尔在车上当了几个月的报童后,他在底特律开了两家店,其中一家是卖杂志的,另一家是卖蔬菜、水果、奶油等,他也雇用了两个少年帮忙看店,并约定和他们分享红利,不久铁路通又增加了一班车,阿尔便派一位报童随车贩卖,就这样一个十二岁的报童已经不知不觉得成为了一个少年资本家。
(2)流浪的岁月
另一次爱迪生丢掉工作,是因为把发明用在不对的地方 — 当时他在铁路局担任晚班的报务员,铁路局规定,晚上九点以后,为避免工作人员偷懒睡觉,报务员需每一小时发一次讯号给车务中心。于是爱迪生便自制一台自动定时发报机,这东西使爱迪生成为全局里最准时,最可靠的发报员。但是,在一次查勤中,车务主任发现了正在睡觉的爱迪生,和这台巧妙的机器,虽然主任很欣赏他的天分,但是铁路局需要的是一个老实安分的人,而不是一个发明家,所以,爱迪生又被开除了!
21岁以前,爱迪生可以说是经常换工作,周游於一些电信,电报公司,直到他来到纽约,靠著对机械的了解,和优良的维修技术,慢慢的闯出了名声,成立了自己的工程公司,专门制造和改良一些事务机器,例如:黄金行情显示器,股票行情显示器,金价印刷机等商用机器,同时研发、承制各种科学仪器。
(3)梦罗园的鬼才
1876年,爱迪生在纽约南方的「梦罗园」,成立了他的实验发明中心,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爱迪生发明工厂」。这里拥有精密的设备仪器,还有一批才华卓越的各类专家。1876年到1887年间,这一群以爱迪生为首的科学家,在这里进行系统的,复杂的,品类繁多的科学研发工作。如果把爱迪生在梦罗园的创造发明,列成一张表格,恐怕那张表格会从桌上一直延伸到地板上,里面的项目很多是我们陌生难懂的,但是也有很多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青年发明家
爱迪生在开办他的报纸后不久,有一天望见一个小孩在火车前面的铁轨上玩耍。他急忙从站台上跳下把小孩从火车轮子下抢救出来。这孩子的父亲正好是站长,他很感激,主动提出要教会汤姆成为电报员。站长为了报答爱迪生便教爱迪生电报技术让他成为电报技术员,不久之后爱迪生去电报局当报务员,因为他是在夜里上班所以他就能利用白天的时间来做实验,而电报局规定每个小时要向对岸发报一次信,为了能睡觉他发明了一种会自动发报的机器来帮他发信,但最后被发现了并且被革职,就这样爱迪生常因故失去工作而成为一个流浪的电信技工,所以他的生活很不稳定,有一天他听到了一个好消息,这消息就是南美洲在招募电信技工,可是当他们要去南美洲的时候,有一位老伯伯告诉他们那里并不好,所以去南美洲的念头就消失了,于是他又回到故乡休轮港,在流浪的这段期间爱迪生也是一直的努力读书、做实验、研究和工作,为他以后的发明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爱迪生在回家的那段期间,好朋友亚当斯在波斯顿帮他找到了一份电信技工的工作,在那里爱迪生发明了自动表决机,是爱迪生第一个获得专利权的发明,自动表决机是一个有绿色和红色按钮的机器只要按一下绿色的按钮就表示“对”,红色的按钮就表示“不对”,机器完成之后他便跑到华盛顿去实验这部机器,到了华盛顿以后实验的成果是很好,但是委员们还是告诉爱迪生这部机器不怎么实用,坐在归途的火车上,他一面思想着“发明家脑子里想出来的发明多半是不实用的,只有从社会需要自然产生出来的发明才有意义。”爱迪生的第一个发明,虽然就这样失败了,却给了爱迪生一个宝贵的教训,以后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成功发明家,都得力于此时所建立的方针。
爱迪生从此继续努力工作,为了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心,继续开创他的天地。
[编辑本段]【生活趣事】
爱迪生从小就对很多事物感到好奇,而且喜欢亲自去试验一下,直到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为止。长大以后,他就根据自己这方面的兴趣,一心一意做研究和发明的工作。他在新泽西州建立了一个实验室,一生共发明了电灯、电报机、留声机、电影机、磁力析矿机、压碎机等等总计两千余种东西。爱迪生的强烈研究精神,使他对改进人类的生活方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0)在自家的木棚里开始了他最初的实验爱迪生
爱迪生从小就喜欢用他那与众不同的大脑袋思考一连串的问题。他看到铁匠将铁在熊熊的烈火中烧红,然后锤打成各式各样的工具时,就晃着大脑袋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火是什么东西?火为什么会燃烧?火为什么这么热?铁在火中被烧之后为什么会发红?铁红了为什么就软了?回到家,小爱迪生在自家的木棚里开始了他最初的实验。他抱来干草,并将其点燃,他想弄明白火究竟是什么。然而,小爱迪生的第一次实验就引来了一场火灾,将家中的木棚烧掉了。
(1)“人生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的时间办更多的事情。”
“浪费,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浪费时间了。”爱迪生常对助手说。“人生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的时间办更多的事情。”
一天,爱迪生在实验室里工作,他递给助手一个没上灯口的梨形的空玻璃灯泡,说:“你量量灯泡的容量。”他又低头工作了。
过了好半天,他问:“容量多少?”他没听见回答,转头看见助手拿着软尺在测量灯泡的周长、斜度,并拿了测得的数字伏在桌上计算。由于灯泡是梨形的,不是规则的现状。所以,计算灯泡的周长、斜度都十分的困难。他说:“时间,时间,怎么费那么多的时间呢?”爱迪生走过来,拿起那个空灯泡,向里面斟满了水,交给助手,说:“里面的水倒在量杯里,马上告诉我它的容量。”
助手立刻读出了数字。
爱迪生说:“这是多么容易的测量方法啊,它又准确,又节省时间,你怎么想不到呢?还去算,那岂不是白白地浪费时间吗?”
助手的脸红了。
爱迪生喃喃地说:“人生太短暂了,太短暂了,要节省时间,多做事情啊!”
(2)这儿已经是人人都认识我了
爱迪生未成名前是个穷工人。一次,他的老朋友在街上遇见他,关心地说:“看你身上这件大衣破得不象样了,你应该换一件新的。”
“用得着吗?在纽约没人认识我。”爱迪生毫不在乎地回答。
几年过去了,爱迪生成了大发明家。
有一天,爱迪生又在纽约街头碰上了那个朋友。“哎呀”,那位朋友惊叫起来,“你怎么还穿这件破大衣呀?这回,你无论如何要换一件新的了!”
“用得着吗?这儿已经是人人都认识我了。”爱迪生仍然毫不在乎地回答。
(3)妈妈,我要制造一个晚上的太阳
一个大雪天的夜晚,爱迪生的妈妈突然生病了,爸爸急忙找来医生。医生说:“你妈妈得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开刀做手术”。那时候只有油灯没有电灯,油灯的光线很暗,一不小心就会开错刀。爱迪生突然想起一个好办法,他把家里所有的油灯全都端了出来,再把一面镜子放在油灯的后面,让医生顺利的做完了手术。医生说: “孩子,你是用你的智慧和聪明救了你的妈妈。”爱迪生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我要制造一个晚上的太阳。”
参考:有一次,爱迪生的母亲得了阑尾炎。由于他家境贫困,母亲就请求医生在家里做手术。医生同意了,但房里光线太暗,医生看不清。爱迪生灵机一动。他通过镜子的反射,把光线聚集到一起,房间立刻亮了,他的母亲也得救了!

(4)为什么母鸡能孵小鸡,我就不能呢
有一次,到了吃饭的时候,仍不见爱迪生回来,父母亲很焦急,四下寻找,直到傍晚才在场院边的草棚里发现了他。父亲见他一动不动地趴在放了好些鸡蛋的草堆里,就非常奇怪地问:“你这是干什么?”小爱迪生不慌不忙地回答:“我在孵小鸡呀!”原来,他看到母鸡会孵小鸡,觉得很奇怪,总想自己也试一试。当时,父亲又好气又好笑地将他拉起来,告诉他,人是孵不出小鸡来的。在回家的路上,他还迷惑不解地问,“为什么母鸡能孵小鸡,我就不能呢?”
(5)野蜂窝里有什么奥秘
由于爱迪生对许多事情感兴趣,他经常碰到危险。一次,他到储存麦子的房子里,不小心一头栽到麦囤里,麦子埋住了脑袋,动也不能动了。他差一点死去,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抓住爱迪生的脚把他拉了出来。还有一次,他掉进水里,结果像落汤鸡一样被人拉了上来。他自己也受惊不小。他4岁那年,想看看篱笆上野蜂窝里有什么奥秘,就用一根树枝去捅,脸被野蜂蜇得红肿,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23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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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3-30
  科罗拉多的秋天是美丽的,湛蓝天空中的云白使你的内心无法有丝毫杂念。在黄昏的天际,夕阳总会给远山的顶峰涂上一层淡淡的绛红色彩,如同一个清醇少女无意识的浅浅的微笑。

  美国很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经过数十年对环境的综合治理,早期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等后遗症,基本上得到了医治。“绿色和平组织”已经把自己活动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了全球,这些执着于公益事业的自愿的献身者总是面带微笑、态度诚恳地告戒人们:“人类和动物只有一个地球,失去绿色的保护屏障,人类和动物都会变成一堆活化石。”他们不善于说教,总是乐于和你倾心交谈;当俄罗斯在公海海域倾倒核废料时,他们立刻乘船前往,进行顽强的、不妥协的抗议,直至最后达成相关的协议。

  在这里,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一个桃源明所描绘的“室外桃园”的地方,却有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机构,主要是对超导材料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并进行技术攻关。领导这里的超导实验室的,是一个52岁的中国科学家王XX,他原来在上海的一个研究所工作,1998年全家移民美国,现在是美国永久居民,年薪20万美元的高级研究员。

  和他是在华盛顿认识的,虽然我是搞原子能工程的,但彼此还是很快找到了共同话题,成了忘年之交。当时他惊讶我的年轻,感时伤怀的苦笑着说自己已经老了却成了异国公民。当话题到了为什么出国时,我们都沉默了。

  夏天过去了。秋天,应这位前辈的邀请,我独自来到了科罗拉多他工作、生活的地方。

  他居住的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那种居室:两层的建筑格式,一层是主客厅、工作间、健身房、卫生间和厨房,二楼是家庭成员的卧室并兼带一个很大的阳台;在院子里还有停车房。在美国,似乎没有人会在意这些。人们关心的不是你住多大的房子,你有多少存款,并把这些作为评价你成败与否的标志;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你如何才能获得社会的尊重,享受自由,保持健全的人格。虽然美国是一个商业社会,但人们更尊重的是有首创精神的人,美国人常说:“不要总是去买卖别人制造的东西,重要的是自己发明创造的东西。没有自己的创造发明,有一天我们就会变成完全依赖他人的乞丐。”这好象印证了一种流行的说法:美国人善于创造,日本人善于模仿,德国人善于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研究然后创造出惊人的“日耳曼式的精密复杂的系统”;而中国人,更乐于坐享其成。

  使我惊奇的是,走进他的家好象回到了中国:客厅的正面墙上挂着齐白石画的灵性十足的虾,高级音响播放的是《牧童》的笛子独奏曲。置身在这种气氛中,我感到眼睛有些微微发涩。远在海外的人,也许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在国内有多少牢骚不满,但一但离开了,无论在哪里,想起那片土地心就会抽紧发颤。

  这次的话题再次说到为什么出国时,老王迟疑了一下,便激愤地讲述了起来:

  我原来在上海某研究所从事新兴科学超导材料的研究工作,因为受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所以愤而出国。小老弟,你也知道,我现在领导的是一个美国超导实验室。

  我原来所在的那个研究所,设备、条件等方面还说得过去,虽然技术指标比美国落后,但也不是“一穷二白”根本不具备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可是那里的人际关系复杂极了,糟糕透了。别看大家都是知识分子,照样拉帮结派,明争暗斗。有些人说是学者、科学家,还不如说是政客。说他们在搞学术,不如说他们在搞权术。我刚从外单位调到这个研究所的时候,还不知深浅,一脚踩下去,不知道得罪了哪方尊神。知识分子嘛,总是一付虚伪的面孔,“喜怒不形于色”,平常见面笑容可掬,转过脸就给你下套子,可我还以为大家对我不错,自己人缘不错。没想到背后竟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向我桶刀子。而且无影刀,让你感到痛却看不见也摸不清。

  我插话道:这有点象金庸小说中那些善于暗算人的小人,最常用的方法是暗器和下毒。

  老王说:你这个例子很生动很贴切。

  他接着讲道:

  有一次,我接到邀请到外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这个会有外国专家作报告,不用花外汇出国就能进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可我拿着对方的邀请函向研究室主任请假时,他竟然不同意,“理由”还冠冕堂皇:“现在经费紧张,压缩行政性开支。有些会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吧!”

  这次会议没能参加,我失去了一次和国内外同行交流的机会。我的研究课题是:为什么超导陶瓷一类的新物质会超出人们已经掌握的常识在高温时成为超导状态。这是需要一笔经费的。预算早报上去了,可是一拖再拖,过了好几个月也没有下落。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又被室主任“压缩”掉了。这使我很生气,就和室主任顶了几句嘴。

  事后,研究室的副主任把我请到了他家里,对我表示出非常关心和同情的态度。他一面给我斟酒,一面对我说:“XX呀,你还蒙在鼓里呢!那是老X背后尽给你小鞋穿,他是有名的武大郎,容不得别人比他个子高。”

  “为什么?我又不想当官,和他有什么利害冲突?”

  “咳,这你还不明白!你调来的时候不是先找的我吗?武大郎认为你不是他的胞弟武松,而是我的人,也就是他的冤家对头西门庆了。”

  “莫名其妙!”虽然副所长讲话就象黑社会老大,但我还是耐着性子听着。

  “为你的事,我和武大郎争了好几次了。”

  其实,我听人说起过,正副主任在文革年代是互相对立的两派,学术观点也不一致。说实在的,对这种拜占廷式的勾心斗角我天生就很反感。但我希望副主任能帮帮忙,把经费批下来。

  “这个嘛,还得等等。”副主任呷了一口酒,一付歪瓜裂枣的为难相。“所里不久就要调整领导班子了。在这之前,怕是什么事也办不了。现在的所领导不过是一个过度班子,临时内阁。给他们说了也不顶用。以后我一定帮你说说。”

  我相信了副主任的话,对他的关怀由衷地表示感谢。

  过了一段时间,所领导班子果然重新调整了。民意测验时我投了副主任一票。结果副主任当选了,而作为“平衡”,室主任当了学术委员会的主任。这样的安排,不过是打着“民意测验”的上级内定。

  我是远离官场的人。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课题研究上了,已经发表了许多论文。其中一篇被美国一家权威刊物转载,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

  你可以远离官场,但无法离开学术职称。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是沿着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的阶梯拼命往上爬着。越往上越困难,因为工资总数额的限制,数学支撑呈上尖下大的金子塔形。高居塔尖的,往往不是纯粹的学者、科学家,而是有官场背景有披着学术外衣的人。

  我插话道:这好象是中国的特色。国内总是强调待遇留人,感情留人,其实更多的是官位笼络人,权力腐蚀人。官场作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结合点,已经成了评价一个人成败的唯一标准。其实,留人最根本的办法,是公正留人,廉洁留人。没有这个,我看连象样的狗都留不住,何况是人了!

  老王说:问题就在这里!一个国家不怕你穷,就怕你没有公正廉洁,没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整个国家的资源都围绕着官场虚耗,前景是很令人担忧的!我去德国的时候,听那里的同行给我讲过这样的往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刚战败的时候,在冒着烟的废墟和瓦砾中,德国人依然自信沉着地行走着,没有丝毫的沮丧;在一个残垣断臂的屋子里,一个德国女教师依然象平常一样给孩子们上课,每个孩子手里都举着蜡烛以照亮四周,其中一个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高声的朗诵着歌德的诗——

  辽阔的世界,宏伟的人生;
  常年累月,真诚勤奋;
  周而复始,却从不停顿。
  继承传统,又乐于创新
  啊,这样又能前进一程!

  当时美国的一个观察团看到这个情景时,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坚强、真诚又充满创造性的民族,很快就会从战争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德国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老王又继续诉说着他为什么出国的原因:

  我的职称是助理研究员。按照我的实际水平和研究成果,理应评为副研究员。但是,第一次没有我。

  我没有象有些人那样大吵大闹或者暗中向学术委员会的专家们送礼行贿。学术职称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人的学术水平。有些人的高级职称其实是哭来的,闹来的,行贿行来的,拉关系拉来的,滥竽充数,根本没有真才实学。我瞧不起这个。何况,在我们研究所里,比我资格老的人有的是。比如说老张是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性格耿直得罪了领导,职称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就是这样老资格的老张,第一次也没有评上副高级职称。

  第二次还是没有我,也没有老张。我没有替自己申辩,但替老王争了几句:“老张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那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谁不想多出成果呀,你不让人家搞嘛!过去不让人家搞现在又嫌人家成果少,这难道合理吗?”

  所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都没有表态,好象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见我说了些我们似的,脸色也有些不大好看。

  老张听说我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竟感动得紧紧拉住我的手,几乎要流出眼泪来了。

  “XX同志,谢谢你,谢谢你。我,我……”

  “老张,别难过。”我赶紧安慰他道。“不就是说你成果少吗?我们合作好不好?你有经验我年富力强,还怕搞不出点东西来?”

  “好!好!”老张激动的连连点头。

  我和老张通力合作,终于弄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物质中的磁性似乎总在超导上起着重要的物质作用。

  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工作,又在全所人员的关注下开始了。一阵紧锣密鼓后,平定结果公布了。还是没有我,也没有老张,倒是两个工作时间比我们短、没有任何科研成果的两个庸才评上了副研究员。究其原因,是由于那两位都和学术委员会主任的私交甚好,主任本人得到过两位家里的各方面“关照”,说白了,他们都是一张网上的“黑蜘蛛”。

  这一次,我无法再保持沉默了!

  我直接跑到办公室去找学术委员会主任,当面指出职称评定的种种弊端。我是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的,我告诉主任说他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对我和老张不是歧视就是怀有偏见。

  听了我的话,这位主任没有做任何自我批评,只是用他那双阴森森的、总爱算计人的眼睛盯住我,眼皮也不眨一下。

  我以同样的方式盯着他。

  这样对峙了两三分钟,他终于坚持不住败下阵去。慢慢合上了眼皮。

  过了一会儿,他又睁开了眼皮,居然摇头晃脑地这样答复我:“你和老张……呀,我不了解啊!怎么评呢?”

  他要干脆什么都不说,根本不作任何答复,也许倒也罢了,我本来是打算提完意见就走人的。但他这么一说,把我的怒火点燃了!我起身过去拉开办公室的门,就是要让全所都听见我的声音:“这就是你的理由吗?什么叫不了解?我们都在一个所里,过去还在一个研究室里,难道你真的不了解我们?你是干什么吃的?你不是借机报复是什么!”

  主任被说的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这时门外走廊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学术委员会主任脸孔红涨的向猪肝。

  “你,你!……”他气急败坏,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我当众揭了他的老底:“你自称是我们所的权威,可几十年工夫就写了那几篇破论文,既无发明又无创造,连一本专著都没有,居然当上了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你纯粹是个伪学者,伪君子,伪科学家!”

  这样大闹了一通,全所都嚷嚷开了。这自然惊动了那位原来的室副主任现在的所长,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责备道:“你呀,你呀!怎么尽干蠢事!”

  我已经平静些了,所以说:“我承认,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只是职称评定的太不公正太不合理了。作为一所之长,你就不能说句公道话吗?”

  所长双手一摊,说:“我嘛,也只有一票呀!”

  “难道这次职称评定真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吗?三岁的小孩也能看出来,这都是内定的。我不要求你帮什么忙,更不要求特殊照顾。我只希望你能主持公道。”

  “那当然是我的职责所在了。”所长似笑非笑,一脸圆滑地说:“老X分管职称工作,我不好多加干预。”他头朝前伸着继续说:“你现在闹事可真不是时候呀!你知道吗,科研体制马上就要进行改革了,尽管你的成果不少,可是都不能形成项目,产生不了什么经济效益。一但经费压缩,要求自己创收,我们所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分流,自己去人才市场找工作。你有这个本钱和领导顶吗?不错,上海现在工作不是很难找,可你想搞你的课题那是没什么希望了,就是去大学教书你条件也不够啊。”

  我看着所长,意识到被赶出研究所的危机正迫近着我。

  “现在这个社会是讲平衡的。”所长继续“开导”着我:“你需要职称首先得考虑别人需要什么样的回报。你的研究才能是很好的资本,可你就不知道善用。你搞研究总是和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合作,老张能给你副高级职称吗?如果你在这方面能谦虚些,找准合作对象,采取高姿态,评个副高算什么呀!”

  我好象听出了他话中的弦外之音:那就是今后不与他“合作”搞课题,就得随时走人。与他合作其实就是把我的研究成果算成他的,我只能排在后面。

  “好了,你是我的人,我不会让你总这么受委屈的。”见我不说话,所长又微笑着说道。

  “去**的!我怎么会是你的人?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人?我就是我自己!想搞课题容易呀,你是所长什么课题申请不到?告诉你,你可以把我分流了,但我会和你把官司打到北京去!打到中南海去!我就不相信,全中国当官的都和你沾亲带故!”

  我骂完也不管所长有什么反映,转身扬长而去。

  因为这次职称评定太不公平,太不合理,所里大多数人都为我和老张抱不平。这件事情被反映到主管部门后,破格增加了一个副研究员的名额,并且指定把这个名额给我,原因是我的研究成果受到了美国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防止我会把科研成果带出去。但是,我把这个名额让给了老张。

  遗憾的是老张由于命运坎坷,有加上这几年在巨大的压力中拼命工作,拼而不就,憋了一肚子气,身体彻底垮了。住进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当我把副研究员的聘书送去的时候,他冷冷地看了一眼说:“我快要死了,才评上了副高。这大概是一种安慰吧?或者呢,是追认。……他们就爱搞这一套。唉,我要这个还有什么用,在竞聘中去排挤那些有真才实学但职称不高的人吗?”

  “老张,别难过,千万保重身体啊!”我忍着泪安慰老张。

  “人至将死,其言也善。”老张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你把这个职称让给我,就等于把自己的后路断了。我已经听说了,在机构改革的分流名单中有你,理由是你还是初级职称。现在讲究职称结构,讲究梯队,你什么都沾不上。”

  “随他们的便吧。”我苦笑着,感到实在太累了。

  天气本来就燥热,病房里通风不好,更让人憋闷的难受。老张拉着我的手,关切地说:“我知道自己没有几天了,也没有必要为自己考虑什么。这几天我倒是一直在想你的事情。老弟,犯不着和那些人斗气。凭你的学识和才能,以后一定会成为优秀的科学家的。在这里,就是牛顿,就是爱因斯坦,也会被埋葬的!走吧,到国外去——去施展你的才华,实现你的抱负。科学家唯一不能被剥夺的,就是自己的真诚和才华,所以科学家有权力选择自己施展才华的地方!老弟……”

  老张是含着眼泪对我说这番话的。

  老张不久就去逝了。我参加完追悼会后,就赶上了所里的竞聘和“优化组合”;结果,没有一个研究室肯要我……最后,我被“分流下岗”了。在这期间,也许是所长受到有关方面的旨意,找过我几次,说回研究所也可以,但必须有合适的研究课题有合适的“合作”人。但是,这时我已经接到了美国方面邀请我讲学的信函,对所长的鬼话没有丝毫兴趣了。我冷冷地拒绝了所长的要求,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了美国……

  老王讲到这里,好象嗓子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嘴微微地张开着,两眼凝视着窗外。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老王。他所说的事情,在国内我能深切地感觉到,但是在还没有进入职称大战前,我已经脱离了那个环境,所以对他的真实讲述还是感到有些陌生。

  突然,老王头转向我,又开始激愤地说道:

  我在这里,已经没有国内经常遇到甚至可以说必然会有的那样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干扰。咱们都知道,美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也有竞争,优胜劣汰;但我们中国人那种“窝里斗”恰恰相反,斗的结果总是劣胜优汰,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我一个中国的“下岗职工”,今天却成了美国的高级研究员,这说明美国所重视的是与你实际能力相符合的东西:到底哪个环境反映了我做为一个人的真正的价值呢?
  我决心报效美国,说句不爱国的话,我决心要在超导领域把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我要让国内那些同行相形见绌!科学是无国界的,我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全人类的幸福和未来服务。也许中国现在已经把我遗忘了,不过当我获得成功的时候,中国会记起我的。那时候中国的报刊又会大张旗鼓地作秀,说什么“美籍华人科学家某某如何如何”,并以此做为中国的荣耀。也许,这就是我对祖国唯一能给予了回报了。

  我感到心情开始沉重了起来,忍不住说:我是搞原子能工程的,但我不希望在这个领域中国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现在就这么点优势了。我担心的倒是,不要连这点优势也被一些昏官给糟蹋了!

  老王看着我说:

  小老弟,不瞒你说,我说这些话时心里也非常难受。我是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说“不爱国”的话的。你知道吗,我父母的坟依然在老家宁波。我知道,老人家的血肉和灵魂都和那片我们生活的土地融合在一起了,他们属于那里,是那片土地的开垦者和真正的主人。但是,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在国内许多人是那么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往往那些爱国主义谈论的最多的人最不爱国!鲁迅骂中国最多,可有比鲁迅更爱中国的吗?

  我看着眼前的这位科学前辈,这位来自中国的“下岗职工”,开始逐渐地理解了他内心的悲苦和凄凉,理解了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也许在自己的祖国连饭碗都保不住!

  当我起身告别的时候,他问我:“我还有个私人的事,不知道能不能烦劳你帮个忙?”

  “没问题,你说吧。”我爽快地答应道。

  他说:“我短时间内无法回国了……我父母的坟有好几年没有拜祭了……你能不能代我为两位老人磕个头,说声儿子不孝,再添把新土。”

  “没问题,你放心好了!”我说着,感到嗓子好象被什么东西塞住了。

  他跪了下去,对着我磕了三个头。

  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急忙扶起老王。

  “请把这三个头,带给我父母。”他说着,泪水从眼睛里涌了出来。

  我紧握着他的手,忍了很久的泪也涌了出来。

  回国探亲,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离家很远的宁波。按照老王画的图,我找到了他父母的坟墓,在墓碑前磕了六个头——除了老王,还有他温柔体贴的上海妻子。接着,我又给老人上了香。最后,我将坟前的土包了一小包打算带给老王——我不知道他会把这土放在哪里,但我知道他一定会放在最珍贵的地方的。

  附记: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老王在美工作的地点是虚拟的,此外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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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回答  2021-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