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各国法律文化的差异表现在多个方面：
1、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首先表现在法的观念上。
中国传统的法的观念主要以“刑”为核心和内容，中国人习惯于把刑、罚、法等同起来，以为法即刑法。虽然历届王朝都注重法典的编纂，但大多数主要以刑罚为表现形式。有关婚姻、家庭、诉讼等方面的规定在性质上都被刑法化了，即用刑法的规定和方法来理解和处理非刑法化的问题。而法律并无民、刑之区分，往往是多部法律集于一体。这种观念源于中国古代法的特殊形成，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加强。刑与暴力相联系，而且最初主要是针对异族的，后逐渐转化和扩大到在性质上类于异族的所有违反礼教的人。刑归根到底是一种血缘集团性的压迫法，并长期局限在血缘的范围内。
西方法的观念主要以权利为轴心，这是因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国家与法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社会妥协的结果。它是用以确定和保护社会各阶层权利的重要手段，并因此获得了一体遵行的效力。西方也因此有了大量的关于民事方面的规范，因而商法和民法很发达。这从罗马法中可以表现出来。而从法律文化的性质上来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个公法文化，其本质是一个刑事性的法律体系。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上是一种私法文化，即是一种民事性的法律体系。这也是由于中西方法律文化在法的观念上的差异的体现。
2、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另一个差异是法的本位，也即法以什么作为其权利义务的基本单位。
中国法律文化的本位的特点是，日益集团化。而西方则是日益个人化。不过这也并非是绝对的。本世纪以来，中西方的法律的本位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中国，个人在法律中的地位越来越得到重视，并日益提高，将人权写入宪法和《物权法》的颁布和实施，以及大量相关的民事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连带主义和民族主义则对西方法律本位一度产生了非个人化的影响。
3、 而伦理性与宗教性与是中西方法律文化上最具对极性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法律在西汉以后逐渐为儒家伦理所控制，尊儒尚法成了西汉统治者非常推崇的治国理念。因而儒家的伦理精神和原则日益规范着法律的变化和发展，至隋唐使中国法律完全伦理化，直到清末也没有大的变化。儒家伦理使传统中国法律成为了一种道德化的法律，法律成为道德的工具，道德成为了法律的灵魂。这不仅使传统中国法律丧失了独立的品格，也从根本上阻碍了它向近代转变，并且至今对中国还有非常在的影响。
而西方法律文化从罗马开始就受基督教的影响，至中世纪时基督教逐渐控制了世俗的法律。教会法对西方法律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它要求将法律系统化，教会与西方“法律至上”即合法性原则有密切的关联；基督教最先发展起来一套政府管理机构，最重要的是，教会构建出以教皇为核心的教会文秘、财政署和教会法院，从而成为近代西方第一个组织严密和富有管理效能的政治体，即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这为各种世俗政治体的法律提供了样板；基督教还最先筹办了近代第一批大学，其中神学教授们所采取的经院主义方法对于近代西方法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学教授所讲授的罗马法成为近代西方法律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材料：还有教会最早输入了教皇的选举制度，教权与王权的二元对立结构，构成了的近世宪法制度的最重要的历史来源。
总之，宗教对西方法律的文化的影响深入到了思想和制度的深处。而在中国宗教则成了统治者统治的工具，而且其也未形成像西方基督教那样一套完整的体系和制度，因而宗教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甚微。
中西方两条法律文化主线的主要差异及其根源 ：
由于中国和西方两条法律文化长河所蕴含的内容实在博大精神，因此很难全面的描述，但是我们可以从上述对两种文化传统的提炼中看出一些宏观上的差异：
第一，以礼法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等级现和西方文化传统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观的差异
第二，中华法律文化传统中集体本位观和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中个人本位观的差异。
第三，“德治”的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与西方法治思想的差异。第四，以“刑治”主义为倾向的中国公法文化和以“权利法”为特征的西方私法文化的差异。
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如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理念、价值取向等等方面，但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与上层建筑相对的经济基础上的巨大不同。众所周知，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是人类的农业文明时期，与商品经济相对应的是工业文明时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隶属于农业文明文化模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人们生活在狭小的熟人社会之中，这种社会往往靠伦理、道德、习俗等社会规范调整人们的日常行为，不会产生出信法、尚法和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观念。
西方法律文化隶属于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需要法律至上的治理方式，同时，平等主体的权利型、契约型交往，也需要统一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这样就孕育了现代法治的观念。
由此可见，正是经济模式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人治与西方法治的巨大分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