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清军入关。
此后十年，清军先是打败了农民军，随后又逐一镇压了反清势力。到了康熙时期，清朝的统治已经趋于稳定。
明朝为什么会分崩离析？为什么满人只用几十万就能征服人口过亿，经济文化遥遥领先的明朝？
当人们在用传统的方式反思，或认为明死于党争，或死于宫刑时，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一针见血地指出，明死于自身制度的根本缺陷，而不是死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人事。
在他看来，君主专制不仅造成了朝廷与百姓之间的隔阂，也使社会变得虚弱。这就造成灾难来临时官民难以合作，官不信任民，民不支持官，结果只能是一个接一个。
死亡的原因是这样的。历代王朝的衰亡不都是这样吗？
他认为“天下之乱，不在一个姓氏的兴衰，而在所有人的悲喜。”要想摆脱乱一治的循环，就要为公众制定一部“治法”，以保护“公共利益”，达到“治”的目的。
一个时代的最后阶段
在中国历史上，黄宗羲是第一个激烈而系统地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学者。
他的这些观点，既源于他在明清迭代时期的多年反思，也源于他的个人经历和时代环境。
1610年，黄宗羲出生于浙江余姚，求学于此。其父黄遵素，万历四十四年陈冰司进士。这一年，同师的还有阮大铖、侯洵等人。
当时阎党执政，黄遵素、是党员，阮大铖则依附于魏忠贤，成为党员的死敌。
1623年，黄宗羲随父赴京。当时党员经常在黄家聚会，但年轻的黄宗羲希望客人早点离开，因为他在没有告诉父母的情况下买了许多言情小说，想“发火看看”。
他不知道一场大灾难正逼近他的家庭。
1625年，黄遵素被禁止回国。第二年，党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缇骑在黄遵素之后。黄宗羲把父亲送到绍兴后，就没办法再送了。在饯行之际，黄遵素请求同样因嫉妒而回国的大学者刘收黄宗羲为徒。
这种告别是永恒的秘诀。
三个月后，黄遵素死于北京监狱。
噩耗传到余姚，黄宗羲的母亲“哭死了”。
这场灾难为黄宗羲日后形成激进的政治思想埋下了伏笔。
从父亲的死，他看到了这个朝廷及其权力基础，本质上是丑陋的。
影响黄宗羲政治思想的是他的老师改良的政治观。
如刘认为君主不应独断专行，而应“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以天下之智慧为大智慧”。
当时的社会文化也天天影响着黄宗羲。
万历以后，明朝的政治一天天地走向了死胡同。与此同时，社会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
在士大夫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人格觉醒。
比如思想家李贽就极力强调“自私”的重要性。“夫自私，必有其心，而后心见之。他若无私，就没有心了。”
再比如，“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中道，是黄遵素的同门学者，也是李治的朋友。他为文理提倡“独立表达自己的思想，不拘一格”。
在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公民文化的形成。
以江南地区为例，服务大众的出版业在这里极为繁荣。通过白话小说、散文等出版物，个体意识源于文学
的苏州市民殴打提气的记录就是一例。
黄宗羲曾经以年轻人特有的方式参加过类似的运动。
1636年，阮大铖活跃在南京大树。同年，许多林东的孩子来到南京参加乡试，因为他们的父亲几乎都遭受过宦官的迫害。为了羞辱阮大铖，他们约定8月15日在秦淮河桃叶渡“高会酒”，黄宗羲也在其中。这一天召集阮大铖家的艺人表演《五人墓碑记》，赞扬演员的演技，批评阮大铖，在秦淮一带的浪漫风光中彻夜饮酒。
这是一场末世的青春狂欢。
绝望的处境
多年以后，那些没有参加陶冶渡会议的人，如吴梅村，仍然在他们的诗中惋惜。
这个时候，一切都变了。
崇祯皇帝自杀后，斧王在南京即位，弘光政权建立。但由于内部不团结，仅一年后就被摧毁。
从此，本来就四分五裂的反清势力更加弱小。
这一年，黄宗羲35岁，还是一介平民，但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他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当时鲁王被任命为绍兴监，建立了鲁王政权。大约在同一时期，黄宗羲还组织了数百名宗族子弟成立起义军“世忠营”。他去见鲁王，“请你仿照唐朝李米的故事，以布从军。”
它被称为“叛军”,因为政府军实际上已经崩溃。反清势力多由各地士绅组织，他们自己收兵，自己筹钱粮。与其说他们是在保护自己的故土，不如说他们是在保护明朝朝廷，是为了保护“衣冠楚楚的国家”免受剃发更衣之辱。
黄宗羲坚持“以布参军”的根本原因是不喜欢明廷。在他眼里，“反清”和“复明”是需要分别看待的两件事。他是保护文化，不是效忠明朝。
然而，分散的反清势力根本不是清军的对手。
1651年，清军攻陷舟山，鲁王逃脱；两年后，他去金门视察国名。浙东反清运动彻底失败。
1659年，反清势力中军事实力最强的郑成功发动北伐，但兵败于南京城下。
反清运动陷入僵局。
为了避免被清军抓捕，黄宗羲不得不四处隐居，他觉得自己陷入了绝境。
他整天静静地坐着。
对此，他写道：“我不知道那天的跳蚤是不是迟到了.若是日，月，岁，有几个靠，肘隐。”
他想到了死亡，反而责怪自己“不爱自己”。
这种不确定感笼罩了他三年。
然后，他决定振作起来。
后来他这样回顾自己的人生：“一开始是党员，后来是游骑兵。”反清失败后，他“在儒生中上完厕所”。
也就是说，他要做“天尽头”之时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永恒/漫长的夜晚——无尽的黑暗日子
黄宗羲晚年潜心讲学、著述，为后人留下了《燕子笺》、《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数百万字。
就这样，他在“地动山摇”之际度过了漫漫长夜。
其中《明夷待访录》是中国哲学史第一部。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明儒学案》，主张民权。
对此，现代新儒家张君劢曾说：“这本书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鲁骚的《明夷待访录》或洛克的《民约论》，因为它使中国人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政治问题。”
思想史学者侯外庐说，《政府论》“类似于《明夷待访录》.明显表现出民主思想”。
这本书不仅系统地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还提出了类似于现代议会制度的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
这本书的起点是黄宗羲在浙东反清运动失败时写的《人权宣言》。
《留书》年，他第一次深入分析了明的死因。
他认为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比如金失半壁江山，宋亡元朝，明亡清朝，都是“夷狄”造成的大灾难。这样的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夷地”在文明、国力、人口等诸多方面都远不如中国。
那么，为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他认为原因在于废除封建制和秦以来的郡县制。
他写道，在先秦时代，燕和不遗余力地抵抗秦，即使匈奴不敢接近中原。假设封建制度不灭，无论“蛮夷”多么强大，中国也不会失去一切。“一战收服天下那么容易，是因为它会让万国一盘棋，让一国变弱，让一国变富变强，有闲暇的时候，有坚定的时候。”
这些观点不仅是猜测的结果，也来自他的亲身经历。
清军入关后，在长江以北如无人区，但在长江以南遭遇激烈抵抗。这并不是因为江南和江北的“民风”有多大差别，而是因为江南的市民社会具有自组织的能力。比如黄宗羲在短时间内组织了“世中营”，而江北的民间则是一盘散沙。
但这支由民间力量组织起来的小规模反清军队，比不上先秦诸侯国的军队，这自然让黄宗羲对秦政府削弱地方势力深恶痛绝。
他认为秦朝开启的中央集权，实际上是在中国内部扼杀了中华文明。这种制度骨子里极其自私，视天下为私有财产。唯一不愿意分享权力的丈夫，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也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输给诸侯。
也就是说，在秦制度下，中国危难之际，无论独裁者主观上如何选择，他的实际选择都是“舍友而不奴”。
这是黄宗羲的《秦论》。在他看来，后世追随秦政的根本弊端，只能使天下覆灭的悲剧一再出现，即所谓“秦人不堪自哀，后人哀恸；后人哀而不从之，后人哀而不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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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这个怪圈？
乱与治的循环是不是注定了中国的命运？
《留书》之后，黄宗羲继续苦思冥想，花了整整十年寻找破局之道，也就是做《留书》。
本书是在《明夷待访录》的基础上完成的。对此，他写道：“对于一本书，保存在书中。十年后有《留书》的作品。”
此时，他的关注点从分析兴衰转向如何促进公共利益和保护公民权利，从而寻求一种根本的规则。
在《明夷待访录》，《明夷待访录》的第一篇中，他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世界是世界，世界是所有人的世界。“古人一统天下，君为上宾”，君民合一；后世，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是非颠倒，君民反目。
比如汉高祖刘邦，称帝后就把天下当成私有财产。所以刘邦曾经当着大臣们的面质问父亲：“先大人往往把大臣们当无赖，所以不能治业。它比李中好。你今天的职业是什么？”
这种“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局面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他写道，专制君主是“天下之大害”，“杀天下之肝脑，散天下之子，以富我之业”，使天下人“恨其君，视之为仇，称之为独夫”。
那么，如何扭转这种邪恶的局面呢？如何把世界还给世界？对此，《原君》后黄宗羲从行政、教育、法治等方面论述了法治。
他认为行政权力来自人民，当然要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为官，为天下，不为君；”为众人，不为某姓。“否则，如果你只为君主服务，那就是你在自我贬低
如果他的论证到此为止，那么他只是在坚持最初的儒家观点。比如孟子曾经说过，“民为贵，国为次，君为轻。”
的突破在于，这本书把儒家的政治批判传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黄宗羲在本书中提出了类似于“三权分立”的方法，论述了如何通过“法治”和“公议”来制约行政权力，以保护公民权利，促进公共利益。
在第《原君》条中，他写道，秦政府的法律实际上是一部“违法的法律”。与其说它是“法律”，不如说它是世界上所有人的“羁绊”。以法治天下是“害天下”，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真正实行法治，必须变“一家之法”为“天下之法”，做到“先有法治，后有人治”。
在第《明夷待访录》篇中，他写道，儒家学派不仅是一个“培养学者”的地方，也是一个“公共讨论”的地方。“天子在哪里，天子错的东西不一定是错的.但错在学校。”
黄宗羲写这些论述的时候，西方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正如市民社会的发展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晚明市民社会的繁荣也为黄宗羲建构儒家民权学说提供了社会基础。而且，就像文艺复兴通过古希腊走出中世纪一样，黄宗羲选择了回望“三代”开启新局面。
所以在《原法》年，“三代”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黄宗羲以“三代之法”和“三代之盛”来指他的理想国法和理想国治。
当文明发展陷入困境时，东西方选择了同样的途径。
这种做法不是黄宗羲的创造，而是儒家的传统。当年，孔子以“三代之法”构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那些政治理想在后世却从未实现。相反，儒家思想不断被君主专制所利用和歪曲。
黄宗羲时代，君主专制达到顶峰，朝廷对儒学的利用也达到顶峰。但是，物极必反。山的尽头，诞生了《学校》。
如果说王阳明心学唤醒了明中叶人民的个体意识，那么《明夷待访录》则指向了个人权利的实现和人治社会的形成。
然而，历史并没有让黄宗羲看到实现梦想的机会。
清军入关后，中国社会原有的发展轨迹戛然而止。
秩序已经重新建立，但比以前更加严厉。
在文字狱的压力下，《明夷待访录》没有机会流传，却在黄宗羲的弟子和朋友中得以出版和流传。
这是黄宗羲必须面对的现实。
正因为如此，他为这本书选择了标题《明夷待访录》。
“伊名”，即《明夷待访录》年的伊名卦，有“谚”如下：“明入地，伊名。由内而外的文明顺从，为了迎接巨大的困难，王文服了。诚实很难，光明也很难。难时可正，姬子取之。”
也就是说，黄宗羲认为自己处在一个“蛮夷之初，明朝未融”的时刻。他要做的是保存好中国文化的火种。
他希望这场大火最终能打破漫漫长夜。
1995年8月7日，黄宗羲做了《明夷待访录》，他在其中写道：“总之，在这个年龄，你可以去死.你所有的著述，不一定一辈子流传下来，你指望它们像古代的一样有名，你就死定了。”
这其实就是写最后一个字。
五天后，黄宗羲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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