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莆田(时称兴化军)虽偏居东南沿海一隅,但科甲鼎盛,俊秀如林,名扬天下,有“文献之邦”的美誉,成为无可争议的科举文化发达地区。
进士及第人数众多。
据统计,两宋319年间共举行118次进士考试,录取进士约39000余人,其中福建籍进士7000多人,名列全国第一。
而区区只有三个县的兴化军却“举进士者970余人,预诸科、特奏名者640余人”。
为福建进士总数的1/7强,同时占整个莆田进士总数(自唐至清约2300余人)的70%左右。
这就是说,宋代所取进士中,每39人中就有一个是莆田人。
难怪一代名相王安石会发出赞叹:“兴化多进士。”
另据《宋史·地理志》和明弘治《兴化府志》的统计,当时兴化军的人口数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5%,但考取的进士数却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5%。
正如邑人蔡襄在《兴化军仙游县登第记序》中所言:“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
甚乎,其盛也哉!”所以,无论从考取进士的绝对数来看,还是按照人口比例考取进士数而言,宋代莆田科举都居于福建乃至全国前列,莆田科甲鼎盛由此窥见一斑。
考取进士者等级较高。
在莆田考取的近1000余名进士中,获等级较高者众多。
据《宋历科状元录》载,宋代共有118名文状元,福建籍状元有19名,其中莆田人就占5名(徐铎、黄公度、郑侨、吴叔告、陈文龙)占福建状元的1/4多。
这些状元及第入仕后,在文学、政事等方面作出相当的成就,并担任了重要职务。
如郑侨、陈文龙官至副宰相,参与执掌朝政;徐铎则任至尚书,著述甚丰;黄公度更是诗文词赋兼备。
此外,在众多进士中,获榜眼的有6名:陈睦、方天若、蔡佃、李宗师、陈俊卿、黄艾;“以赋魁天下者”6名:郑厚、刘夙、林旗、吴锡畴、叶大有、郑泾甫;“为别试所第一”3名:宋椿、林虑、林益严。
进士及第者官居高位多。
宋代是莆田政治精英辈出的时代,而入仕者官居高位更是莆田科举文化的一大特色。
终宋之世,莆田人在《宋史》中立传的有34名,其中进士出身的就占26名;出仕官员中位居宰相者3人:蔡京、叶颙、陈俊卿,执政者7人:蔡卞、蔡攸、龚茂良、郑侨、陈卓、陈文龙、黄庸。
还有官至六部尚书者12人:林英、徐铎、蔡修、林大鼐、陈居仁、薛元鼎、刘榘、方大琮、卓得庆、叶大有、刘克庄、方应发;侍郎者14人:蔡襄、方会、许敦仁、苏桦、傅义夫、宋棐、林光朝、陈谠、黄黼、黄艾、余崇龟、刘弥正、赵时愿、林彬之。
登进士第者“文赋名里”多。
为文,是莆田进士入仕后追求的另一个目标。
他们从政之余,不忘诗文,继续勤奋励学。
许多人不仅以诗赋扬名科场,更多的则是著书立说,留传后世,为华夏文化宝库增砖添瓦。
可以说,宋代也是莆田人文荟萃的时代,笔耕高手层出不穷。
据不完全统计,宋时文采焕发、见重名家的莆田进士作家就有二、三十人,其中有以文名当世、为欧阳修深爱的陈动之;有朱熹称其“文章见重外夷”的蔡襄;有著书百卷、刘敞以为“似两汉儒者”的黄君俞;有宋徽宗和曾巩、曾布推重的傅楫;有孙觌称其文赋“魁琦玮丽”的傅谅友;有徽宗朝四大名儒的徐师仁;有绍兴间奏赋第一、号称莆阳文字“开山祖”的郑厚;有下笔数千言、王十朋叹为“传世之文”的蒋邕等。
而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当属被誉为南宋三大词人之一的刘克庄了。
宋代莆田科举的兴盛还体现了考取者具有集中性的特点。
有的县,甚至一些村庄涌现出一批科甲世家,产生父子进士、兄弟进士、叔侄进士以及“三世登云、四代攀桂”等连续几代登进士的奇特现象。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仙游县枫亭蔡氏,从北宋天圣五年(1027)蔡滚考中进士开始,一直到南宋淳七年(1247)蔡仪国被录取为进士为止。
蔡氏一共为宋朝廷提供了23名进士,其中1名榜眼即蔡佃;2名宰执即蔡京、蔡卞兄弟。
此外,还有一村一姓数十名进士,如莆田县的方氏、陈氏、林氏,仙游县的许氏、叶氏等。
甚至有19对兄弟双双同科及第,168对兄弟先后考中进士,不一而足。
总之,兴化军莘莘学子不仅创造了科学史上的罕见奇观,而且留下了许多至今仍广为流传的科甲风流,诸如“龙虎榜头孙嗣祖,凤凰池上弟联兄”、“一科两状元”、“枌榆未三里,魁亚占双标”、“四异同科”、“兄弟共相”、“相枢同朝”等等。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为确立莆田“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