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2-03-22
我小学六年都在育才小学度过。那里有一位我终身难忘的老师——聂萍老师。 初次见面，聂萍老师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她是个中年妇女，高个子，双眼皮，淡眉毛，感觉上很和蔼的。可是不久，她就让我们感到了她的厉害。 首先，聂萍老师叫我们上课时手不准乱放，一定要背在身后；背要挺直——这样我们上课就不敢打瞌睡了。当然，上别的课也一样。这么一天下来，至少有五个钟头的时间供我们练习“坐军姿”。您可别说，这一招还真管用，上课我不打瞌睡，听课也精神多了。开始我很不习惯，小手儿几乎天天是酸的；但到了后来，手不但不酸了，还觉得上课不把手放在身后是一件很别扭的事情。就这样，我小学一年一期就在相对的“平平安安”中度过了。 第二学期开学，班主任还是她。可这个学期才是“聂萍时代”的开始。我算是真正了解了聂老师的策功。只要你哪次没交作业，聂老师策你一个钟头以上是很正常的事情。你软她就硬，你硬她更硬，直到策得你泪流满面，认错求饶为止。幸好我很少缺交作业，几乎没被策过。但那些调皮的小男生就没这么幸运了，由于屡教不改，他们经常被聂老师训成泪人儿。男生尚且如此，女生就更不用说了，不过女生挨骂是不会超过半小时的。[因为她们一挨批评马上就哭，聂老师认为她们认错态度较好。] 俗话说“人有失手，马有失蹄”。一向谨慎的我终于有一次没交作业，幸亏有七八个人给我“陪葬”，我死也死得不孤单了。于是乎，我们排成一排，站在讲台下。聂萍老师坐在讲台上，对我们“轮番轰炸”，不到十分钟，就有人的眼泪决了堤，“缴械投降”了。这可急坏我啦！要知道，如果别的同学都哭，就我不哭的话，聂萍老师会把我*%￥#·*@$^%&的！我不敢再往下想，但眼泪却不争气，任凭我挤眉弄眼，它就是不出来。突然，我灵机一动，有了！！！我假装咳嗽，探下身去，顺势将身边桌上的一个矿泉水瓶弄到手，扭开盖子。随即我再一次假装咳嗽，探下身去，利用讲台挡住聂老师的视线，马上将水抹在眼角，然后用手捂着眼睛站起来。由于用水略多，水珠便顺着脸流了下来，恰似泪珠滚过面颊，再加上我不时的哼哼几声，装得是惟妙惟肖。聂老师见此，念我初犯，说了几句也就让我回去了。 由于聂老师的严加管教，我们班常规方面表现得几近完美，别班的值日生对我们班也是无可奈何。由于有良好的班风，连学习成绩上，我班也是名列前茅。到了三四年级时，我们与聂老师之间已是充满默契了。她给我一个眼神，我就明白他要我做什么。上课时，如果聂老师忽然停下来，望了一眼坐在一行一座的我，噘了噘嘴。“小的明白，您叫我关前门呢。”我就会立刻这么想。就这样，聂老师当了我们四年班主任，我们虽然战战兢兢的过了四年，却过得紧——并充实，痛——并快乐。我常常想：有时候，“明师”不如“严师”；“民主”不如“明主”啊！ 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曾经的许多好习惯，没有坚持下来；我不是一个好学生，小学毕业后，我再没有见过聂萍老师。可是，如果有一天，我能回到她的课堂，我一定会把手背在身后，挺直腰板，认认真真的上完这一节课。
二[作者：常护国]
抗战初期一园丁——回忆我的启蒙老师郭绍青先生
我进学校念书的时候，正是祖国爆发全面抗日战争的第一年，就在那一年，我的启蒙老师郭绍青先生，在我那天真幼稚的心灵中及时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唤起反侵略战争的义愤。
那年春光明媚时节，父母亲郑重送我进“学堂”，并拜访了郭先生，郭先生那时候不过三十来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女性。她穿着整洁的旗袍，仪态端庄，和蔼可亲。父母亲教育我喊她“先生”，她却微笑着让我改口喊她“老师”，并且给我这个“小客人”端上了一杯茶，让我局促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情景，虽然过去了五十多年，至今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这个“学堂”，全称是“平汉铁路信阳员工子弟学校”，就是著称豫南、富有革命传统的信阳扶轮学校。这时候，学校分两部，中、高年级在车站附近的羊山上，低年级在山下边，环境优美，教室宽敞，郭绍青老师一直是我的级任老师，她教我们行鞠躬礼，讲卫生，要求我们懂得课堂常规，守纪律，还和我们一同做课外游戏，她担任我们的主要功课，让我们学习罗马拼音字母，教我们读书，算算术，还教我们“音乐”和“美术”，比起我家附近那家仅存的、萧条冷落的、暮气沉沉的私塾，要生动活泼得多了。终日琴歌阵阵，笑语殷殷，伴着朝霞晚霞，书声琅琅，我沉浸在黄金般的童年学习生活中，智慧的大门正在开启，生活的道路刚刚展现，我多么热爱童年那欢快、幸福的生活，多么留恋那美丽的母校，我更敬爱给了我金钥匙的启蒙老师。
春去秋来，时光流逝。渐渐时局起了变化，街头巷尾，大人们在谈论战争，空气中不仅闻到了炮火的硝烟味，窗外操场上，铁路工人们在进行军事训练，平常和蔼温存的郭老师也变得深沉、严肃起来，“芦沟桥事变”、“义勇军”、“游击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词语概念，便从我敬爱的郭老师口中，移植到了我们幼小的心田里。于是，我渐渐懂得了有一条恶魔似的豺狼，闯进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蹂躏着我们的大好河山，破坏我们的安宁和团结。
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郭老师给我们上的那沉痛而又振奋人心的一课。
她用教鞭指着地图讲解说：中国的地形象一片桑叶，日本帝国几个岛好象一只只凶恶的蚕，它正在一口一口地吞吃桑叶，先侵占了我们的东北，又想侵吞全中国。她告诉我们：中国有四万万同胞，只要团结起来，还能打不赢日本帝国主义吗？
老师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了。一次，她组织我们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锄刀枪，脚步合着脚步，肩膀并着肩膀，我们的队伍广大强壮……”要求两个人一组上讲台前，一齐踏步走着唱，要唱整齐，还要步子走得整齐。当时，我只觉得要求严格，害怕她的教鞭、指挥棒会落到自己头上，心想：唱歌就唱歌呗，干吗还要踏步走呢。并不明白启蒙老师用心良苦啊！现在回忆起来，郭老师不正是通过唱歌，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播下“统一步调，团结抗日”的火种，寄予全中国人民的心愿吗！
大约不到一年的功夫，我们还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以及《卖报歌》、《锄头舞》……等许多抗日爱国进步歌曲。记得我们当时还看过一次“表演”节目，似乎是北方来的流亡剧团演出的，一共四个节目，其中的一幕，就是那首凄婉欲绝、悲愤填鹰的《九·一八》，台上演员唱得声泪俱下，台下师生群众也潸然泪下，最后一个节目是小话剧，一大户人家的四个女儿，背上分别带有“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字样，象征着东北四省。一家老少正在团圆幸福的欢聚中，突然幕后怪声乍起，走出身穿“和服”、趿着拖鞋的日本强盗，凶神恶煞一般，接连掳走了这家的三个女儿，当时作父母的瞠目结舌，惊慌万状，不敢反抗，最后“热河”姑娘又要被抢走时，全家人醒悟过来，青年人怒吼着，老少一起奋起挥拳，把日本强盗打翻在地，胜利闭幕。
我的老师总是不失时机地、结合教学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循循善诱，呕心沥血。一天，正在上课的时候，忽然听到飞机响声，她从窗子上看了一眼，转身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飞机，破例让同学们走出教室看看。她呢，背手仰面，深情地了望天空，颇带几分自豪感；我们小同学自然是一哄而出，流连忘返。
正是她——郭老师，使我们这些还不懂事的孩子，渐渐明白了谁是我们的敌人，什么叫做祖国，懂得了热爱祖国，仇恨侵略者。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刚刚过去，信阳上空响起了“空袭警报”声，日本鬼子的飞机来了，首先是单个侦察机骚扰，郭老师一遍又一遍教给我们防空常识，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要穿绿色、黄色衣服，利用地形隐蔽、卧倒，分辨警报声，有秩序地进防空洞……但那时侯，我们的年龄太小，谁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呢！警报一响，大家都恐惧得狂奔乱跑，羊山上的高年级学生往下跑，找弟弟妹妹，山下的小学生往山上跑，找哥哥姐姐，尘土飞扬，哭声一片。我们的郭老师脸色铁青着，喊着、吆喝着，然后拉着、扯着一群学生向山后树林深处躲避。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日寇飞机开始了对信阳的大规模狂轰滥炸，敌机三架一组，至少九架，多的时候，达一、二十架，轮番俯冲扫射，丢下炸弹爆炸处，一片瓦砾，血肉横飞，未爆炸的炸弹也能砸出一口塘面积大的坑。七月下旬的一天，敌机疯狂轰炸信阳车站树林一带，几百名颠沛流离的难民死于非命。“人肉血皮，代替了树叶，挂满了树梢，哭声喊叫，凄惨至极……大火延烧，三十小时未熄……”当时的《新华日报》作了这样翔实而又十分痛心的报导。而当时的人们谈起这次轰炸惨状来，无不悲愤控诉，诅咒战争。侵略者破坏了我们的学习生活，学校办不下去了，我和我的老师从此被迫分手。
我们家从劫后的废墟中拾起破旧衣物，挑起担子辗转逃亡到湖北乡间，流亡了八年。这期间，我曾经听到过家乡的大人们传言，我那敬爱的郭老师，也沿着铁路，越过了大别山，边教书，边激励人们抗战。
一九四五年，我们师生重聚信阳，如同隔世相逢一样，老师老了！消瘦的脸上显出颧骨，然而却喜滋滋地上下打量我，我们在一起畅叙别情，共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临别时，她一如当年频频叮嘱我学习进步！
解放以后，郭老师仍旧在母校的园丁岗位上，培育着新的一代，我迎着招展的红旗，响应“参军、参干”的号召也投入革命的队伍。
那天，我穿上新发的服装，到母校去看望郭老师，我们娓娓叙谈，谈起了她当年曾教育我们长大了要参加游击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而今，我参加了人民政府工作，为保卫新生活而战斗着。她眼看着自己辛勤浇灌的幼苗成长起来了，不禁欣慰地笑了。然后，她又意味深长地对我就象当年在课堂上侃侃而讲：腐朽的旧制度招引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黑暗已过去，光明在前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人民力量，才能领导各族人民团结各党派，打败侵略者，带给新中国无限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