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社会评价
马克斯韦伯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
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决定经济发展的观点与欧洲自身的发展相矛盾。意大利北部、巴伐利亚、莱茵河地区、西班牙和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常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单因素决定论的反例，包括地理、政治或其他单因素决定论，以及新教伦理理论。一般认为，历史上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在于产权的强化、交易成本的降低、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解体等。
近代以来，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省、新加坡、日本等地取得了经济繁荣，这些地区是具有儒家价值观的社会。东亚的成功与基督教无关。因此，从表面上看，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经济发展的理论似乎与事实相悖。然而，马克斯韦伯在他的研究中只是试图揭示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早期阶段作为“火车扳道工”的作用。从此，资本主义风尚在时空的流逝中获得了新的非宗教的能量和执着于物欲的理由，人类历史也因此走上了新的轨道。
韦伯的主要著作集中在社会学的宗教和政治研究领域，但他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第一部关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韦伯将国家定义为对合法使用暴力具有垄断地位的实体，对现代西方政治的发展影响很大。他的重要学术贡献一般被称为“韦伯命题”。
韦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的成果开创了比较社会学和理解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指出了理性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潜移默化影响，系统阐释了东西方宗教伦理差异对社会现代性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他和涂尔干被认为是最早的宗教社会学先驱和宏观社会学大师。他宏大而深刻的学术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的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都是前所未有的。他的思想体现了大神的智慧。
名人评论
美国社会学家美谛高丝赞扬了韦伯的学术渊源和成就，他说：“韦伯的思想容量是惊人的，影响他思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他不是哲学家，但他在大学时熟悉大多数经典哲学体系。他不是神学家，但他的作品表明他广泛阅读了神学书籍。作为经济史学家，他几乎读完了这一领域和经济理论的所有著作。他有一流的法律头脑，对法律的历史和原理了如指掌。他对古代历史、现代历史和东方社会的历史有广博的知识。当然，他研究了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学著作，甚至连当时鲜为人知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他都耳熟能详。韦伯是最后一批学者之一。”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用一句话称赞韦伯：“有史以来登上学术舞台的最有影响力的角色之一。”
英国传记作家D.G.麦克雷说，“我相信，韦伯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座迷宫。”
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弗兰克帕金评论说：“韦伯和几乎与他同时代的涂尔干一样，应该在任何一系列论述重要社会学家的书籍中占有一席之地。无论在哪里教授社会学，他的名字总是和涂尔干、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视为社会学的世俗三神”。
美国社会学家根特罗斯认为“韦伯是唯一能与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的思想家”。
美国学者莱因哈特本迪克斯说：“韦伯有一种特殊的能力，那就是通过对历史的判断和比较来检验他的确定性的能力。”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马克斯韦伯是一位政治家、科学家和哲学家。“虽然由于命运和环境的捉弄，他没有在政治上享有显赫的地位，但这并没有减损他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真正品质。他的伟大就像一幅没有手的拉斐尔，没有成就却潜力无限。”
德国著名的韦伯研究学者蒙森强调了韦伯对官僚组织之外的民选领袖的理解，指出：“韦伯把伟大政治领袖的产生视为议会民主最重要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其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
英国学者大卫比瑟姆重点论述了韦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指出：“韦伯的政治民族主义价值立场的核心是他坚信民族文化价值观的优越性。”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休斯曾指出：“韦伯的大脑是一个可以容纳许多矛盾思想的神经系统。总的来说，韦伯既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也是学院派的民主主义者。他既是一个不受传统宗教观念束缚的自由学者，又是一个对宗教传统有着浓厚兴趣的社会学家。他不仅是一个批判社会主义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个非常尊重马克思及其理论的思想家。”
英国学者麦克雷说：“从某种角度来说，韦伯是历史学家。韦伯的出发点是将社会学视为史学。对他来说，所有人类的现实都可以在时间的维度和历史学家的方法论中得到理解”。
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指出：“在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中，法律发展既有突出的地位，又有双重的意义。法律理性化的双重意义在于，法律理性化表现为理性的经济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制度化，理性行为的从属制度可以三三三五四或似乎可以摆脱其道德实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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