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而非单向依赖
文学创作与研究虽然强调实践，但不应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翻译实践如同艺术创作，充满挑战，理论研究有时容易陷入形式化。然而，我们不能仅凭实践者的能力来否定理论的价值，反之，理论研究也不应单纯追求理论教条。理论应拓宽视野，如“文化转向”研究，它关注的是跨语言和文化的复杂性，而非仅局限于教条式的原则指导。
批评者曾质疑翻译理论对实践的贡献，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Mary Snell-Hornby在"Translation Studies' Cultural Turn"中提出的观点，她主张从文化而非语言的层面理解翻译，批判了德国翻译理论的局限性，强调翻译研究应超越文本，探讨目的文本的功能与外部世界联系。
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源于解构主义，它要求我们深入挖掘翻译案例的外部因素，如时代背景、权力动态和意识形态。然而，中国翻译研究中对“文化转向”的理解往往过于片面，过度关注文本内的文化因素，导致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平衡失衡。尽管有声音呼吁回归语言学，但实践与理论的融合仍需加强，特别是对文化差异的深入探讨和对文本外部因素的关注。
尽管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中并非核心议题，但其广泛影响引发了学术界的深入讨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理论在中国的“旅行”》揭示了学术界在理解和传播理论时存在的问题。翻译研究关注背景等外部因素，尽管不直接指导实践，但有助于揭示翻译的复杂性，与社会学等领域产生共鸣。理论与实践的界限模糊，不应简单地评判谁被边缘化，而应追求研究和实践的提升。
翻译实践中，如许渊冲所提倡，中文和英文翻译中超越对等原则的必要性尤为明显，特别是在词汇表达受限时。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应追求卓越，如杜牧《清明》的译文所示，即使无法完全等同，也要尽力传达原文的精神。
理论如严复的信达雅、奈达的等效理论和翻译目的论，虽然对实践有所启发，但在具体创作中其作用有限。许渊冲倡导本土化理论，强调理解和批判性吸收，而非盲目崇拜。他提倡的“超越原则”提醒我们，理论的价值在于启发思考，而非功利目的，教育的目标应是提升精神生活，而非仅限于专业技能的追求。
总的来说，中国翻译学界对“文化转向”的理解有待深化，关键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研究质量的提升。理论建设应立足于原著，追求学术的严谨和深度，而非简单的抄袭。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应携手并进，共同推动翻译事业的繁荣，培养出具有深厚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的翻译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