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领资的确特别的难。主要的难点有
其一，工程建设领域工程款拖欠、款项用途混杂是导致农民工无法按时足额获得工资的重要原因。很多企业在回应农民工讨薪时经常说：“我的工程款还没拿到，怎么付钱给你？”这实际上也是工程建筑行业由来已久的痼疾，即层层分包，利益链越扯越长。而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发生一连串的拖欠。而作为链条最末端的农民工，无疑是最弱势的一方。
其二，长期以来形成的年底结薪习惯，以及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也导致他们寻求月薪的意愿并不强烈。对于他们而言，可能更关注年底能不能一次性拿到报酬。
其实，农民工“月薪制”也是一个老话题了。早在2004年，就建议，农民工的工资应实行“月薪制”，工资应按月发放，年终结算。其后，又有多名政协委员提出推行农民工工资“按月支付”制度。
一个横跨19年的提议，至今仍能激起舆论热议，足见社会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深深关切，但从中也可窥见维权之难。
难在哪儿？一是签订劳务合同仍未尽完备、欠薪时有发生。当下，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各地也在积极推进，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与企业签订了劳务合同，但这些合同约定的条款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仍有一些企业借故逃避合同，钻法律的空子。
这也使得很多农民工处于事实上的保护缺失状态。整体性的权益缺失，会传导到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方方面面。
再就是建筑业农民工特殊的资金周转方式，也不利于农民工采取“月薪制”。一般而言，建筑业多采取项目制，层层分包的情形十分普遍，农民工处于整个链条的最末端，这也使得很多时候，农民工很难主张自己的权益，缺乏博弈的筹码。农民工的工资也往往被纳入整个资金的大盘子使用，并未专门区分出来。
还有，从农民工个体而言，不少人主张“月薪制”的意愿似乎并不强烈，这与长期以来的支薪习惯有关，也与其在城市中往往处于漂泊状态有关。他们在城市中的消费只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乃至生存需求，他们挣来的钱，还是要拿回家去。
当然了，近年来，随着移动存储、支付的普及，农民工不存在保管钱款的难题，“月薪制”也逐渐为人接受。
这些年来，有关方面一直在推进农民工工资支付难题。2020年5月1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正式开始施行，这也是首次将农民工工资问题写进法律。其中明确要求，建设单位与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订立书面工程施工合同，应当约定工程款计量周期、工程款进度结算办法以及人工费用拨付周期，并按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的要求约定人工费用。人工费用拨付周期不得超过1个月。
然而，在现实中，“月薪制”落实情况并不乐观。诚如有农民工所言，多地合同也签了，月薪也发了，但又玩出了新花样，即只发一部分生活费，其他仍是到年底结清。至于开通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采取实名制管理等制度，也在推行中被打了折扣。
说到底，若想真正推行农民工“月薪制”，还是要加强监管和处罚力度，真正把各项法律法规确定了的条款，从“纸上的权益”落实为“现实的美好”。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存在这样的权利差等，而是应该主动作为，办法总比困难多。
以全国劳动监察部门每年都要解决大量欠薪问题而言，不妨尝试逐渐把关口前移，从查处各企业尤其是建筑企业是否遵守法律法规入手，不断夯实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制度基础，从而逐步形成“月薪制”等所有积极的制度在农民工群体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