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发展

1调查祖国和家乡的发展情况
2收集有关祖国发展的资料
(提示:十位中国科学家
最能体现中国的骨气的十件事)
要快,而且要全,不要太乱,要对中国好的!切记!

公元2008年的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巴蜀大地,地震山摇,顷刻之间上万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做出快速反映,由解放军战士、消防官兵和白医天使组成的十万大军,在那一刻义无返顾地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通过新闻报道,我们的眼睛湿润了,一幕幕的感人场面,无时无刻不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抗震救灾无疑是一场和平时期的伟大战争,在这个世界上,一国政府对此大灾大难能够有如此出色表现的绝对超不过三个。我们不禁为此骄傲自豪,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在我们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历史是不应该被我们遗忘的,而对我们这个遭受了太多的苦难的国家来说,就不应该忘记了。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或许1976年的那场唐山地震至尽还历历在目,而那早已愈合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而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就更加不能忘记了。同样的泪水,同样的坚强,同样的一些最可爱的人。可惜这对我们这些80后的一代,那毕竟是一片空白。但值得肯定的事实是,面对如此的大灾大害,我们的必胜信心更足了,因为这三十二年之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人曾经把二十世纪划分为四个阶段。辛亥革命之前是第一个阶段(反封建),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第二个阶段(反帝反官僚资本主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是第三个阶段(社会主义建设),1978年之后是第四个阶段(改革开放)。而在中国历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年代,从这一年开始,历史的主人公并不只是那些伟大的巨人,一些此前毫不起眼的草根人物,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开始崭露头角等上历史的中央舞台。在那辉煌的聚光灯之下,每一个人都是伟大的:

1978年的那个冬天,34岁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的工程技术人员柳传志,虽然每天还依旧按时上下班,但一切都显得那么百无聊赖。只是喝喝茶,读一读当天的《人民日报》。而他本人,无不时刻希望改变这一切。他不用等上太长的时间,6年之后,在原计算机所西大门一间20平米的传达室里,他创办了一家电脑公司,取名“联想”。

在内蒙古,一个叫牛根生的青年在埋葬了自己的养父之后,接过牛鞭继续养牛。他生下来就被卖给了一个养牛专业户,因为而得名。五年之后,他到了议价牛奶制品厂当刷瓶工人,一干就是16年,然后他便创建了中国最大的奶制品公司—蒙牛集团。

在南方的小镇深圳,一个叫王石的青年人很喜欢看一本叫《大卫.科波菲尔》的书。他在那检疫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派水工程施工。在他工作的地方,路旁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败尸体的混合气味。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工程继续着,我期盼尽早结束工程,远离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一个36岁的中年人从北京来到了香港,他离开家人,只是携带了简单的行李和单程通行证。在那里迎接他的是他的两个叔伯兄弟。他的名字叫荣智健,中国显赫百年的荣家第四代成员,终于在这个潮湿的夏天又走到了一起。

也在这一年,中国大陆恢复了高考制度,几十万众里,卧虎藏龙:沈阳的铁路工人马蔚华考进吉林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21年后他成为招商银行总行行长;四川的刘家四兄弟(言行美好)虽然上了大学的分数线,但却因为别的原因而没有被录取。一气之下,他们回家创业,办起了养殖厂,20年后他们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在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班里,全班上下每个人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对方,陈伟荣、黄宏生和李东生,因为年纪差不多,所以关系格外要好。日后,他们三个分别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康佳、创维、TCL。

而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没有发生在生机勃勃的城市,而是发生在不被人留意的农村。就是在1978年,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一间破旧的茅草屋里,18个衣衫老旧、面色肌黄的农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神情紧张的在一长土地契约下按下了自己的手印。他们彼此发誓:宁可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第一枪。

从1978年到2008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日子。作为80后出生的一代,我十分荣幸的经历了这段史诗一般,充满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的光荣岁月。三十年之后,我们的祖国强大了,富强了,我们身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光荣、自豪!

祖国的命运也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祖国的发展与富强要靠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贡献与奋斗。我们应该时时想想我为祖国做些什么,而不是从祖国母亲那里索取些什么,热爱祖国决不能只靠一句空话。作为一名金融系统的普通员工,又是一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我一定要把爱祖国的满腔热情落实到自己的日常实际工作中,爱岗敬业,求实奉献,尽心尽力、兢兢业业地工作,这就是爱国的具体表现。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自从其成立以来,其职能和业务的范围始终伴随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特别是粮棉购销政策和调控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当前,国务院明确提出进一步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要求农发行在作好国家粮棉收购储备信贷资金供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职能定位,增强支农功能,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发挥骨干和支柱作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在粮棉流通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新形势下,农发行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支农功能不断完善,业务范围不断拓宽,初步形成以粮棉油收购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加工企业为一翼,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综合开发为另一翼的“一体两翼”的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了政策性贷款业务和商业性贷款业务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面临着这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能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迎接挑战,不辱使命,开创农发行改革发展的新局面,关键是要看农发行的员工队伍的素质和战斗力。这就要求全行上下每名员工,在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知识水平的条件下,勤奋进取,塌实工作,做出自己最基本的贡献。

如今,我个人的发展,和农发行的发展是完全同步的,和祖国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对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就是更加重要。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经过几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用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国务院领导的政策性银行,对我国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由为重要。把握粮食市场的运行规律,掌握粮食宏观调控的机理,将会有助于农发行信贷业务更好地服务于和服从于国家经济宏观调控政策,努力推进改革开放。只有这样,才能以正确、客观的指导策略,引导我国粮食市场的发展和改革,粮食市场的发展和改革也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粮食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改革开放的重中之中,是最关键的一环。

粮食问题,主要体现在粮食的供给和粮食的需求两个问题。

影响粮食供给的关键是影响粮食产量的问题,主要因素:

一、耕地问题,中国是人地关系最紧张的国家,同时又是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国家之一,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的逐步推进,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将继续面对更加严峻的的情况,耕地减少的趋势在未来将会难以避免。

二、水资源紧缺,我国农业用水量占整个用水总量的70%左右,全国水资源总量虽然不少,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且水资源年季内变化大,大部分集中在雨季,地区分布很不平衡。今后水的供需矛盾将会更加尖锐,并成为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制约因素。

三、农业生产的综合能力低、后劲不足。我国农业基本设施老化、破化现象普遍。

四、农业科技进步贡献依然较低。

五、农业生产规模小、效率低,抵御风险能力差。我过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亩,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预计到2010年,全国人均耕地的数量将下降到1.4亩。

粮食需求,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根基问题的核心:

在我国,粮食的消费途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居民的口粮,二是饲料用粮,三是工业用粮,四是用于粮食再生产的种子用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我国粮食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口、收入、粮食供给及体制和市场结构的变化都会对粮食需求产生影响。

面对这些严峻的客观因素,农发行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夯实基础,稳步发展,努力提高完善业务水平和服务水平,完善农发行政策性银行的功能,加快新农村建设。重点贯彻落实国家粮棉购销政策和有关经济、金融政策,为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护广大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以,作为农发行最基层的普通员工,作好自己本职工作并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就是与农发行共同发展,与改革开放共同发展,与祖国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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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3-21
1978年的那个冬天,34岁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的工程技术人员柳传志,虽然每天还依旧按时上下班,但一切都显得那么百无聊赖。只是喝喝茶,读一读当天的《人民日报》。而他本人,无不时刻希望改变这一切。他不用等上太长的时间,6年之后,在原计算机所西大门一间20平米的传达室里,他创办了一家电脑公司,取名“联想”。

在内蒙古,一个叫牛根生的青年在埋葬了自己的养父之后,接过牛鞭继续养牛。他生下来就被卖给了一个养牛专业户,因为而得名。五年之后,他到了议价牛奶制品厂当刷瓶工人,一干就是16年,然后他便创建了中国最大的奶制品公司—蒙牛集团。

在南方的小镇深圳,一个叫王石的青年人很喜欢看一本叫《大卫.科波菲尔》的书。他在那检疫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派水工程施工。在他工作的地方,路旁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败尸体的混合气味。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工程继续着,我期盼尽早结束工程,远离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一个36岁的中年人从北京来到了香港,他离开家人,只是携带了简单的行李和单程通行证。在那里迎接他的是他的两个叔伯兄弟。他的名字叫荣智健,中国显赫百年的荣家第四代成员,终于在这个潮湿的夏天又走到了一起。
第2个回答  2009-03-21
刚解放时中国新政府不被美国等一些强国承认,经济上受封锁。这也是当时没有收复香港的原因,香港作为大陆与海外交往的一个跳板。
经过几十年的混战,中国得到统一,毛泽东作为主要领导人有很高的威望。刚解放是各方面都很困难,那时候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大多数是仿照苏联的模式。实行计划经济,那样东西生产多少是计划好的,买东西要有相应的票才能买到,物质上很贫乏。那时后中国几乎没有汽车,而如今满大街都是,可以说你现在所能看到的是以前没有的,以前的东西很多在现在都见不到了。变化是巨大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在硬件上走完了西方国家百多年的路程。

盐碱滩上的绿色奇迹

黄昏时分走出家门,到楼下的公园里散步是钱贵明每天的“必修课”。

住在天津滨海新区的核心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恂园南里的钱贵明,是泰达生态园林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技师。生长在他家楼旁这座占地七千多平方米公园里的许多树种,就是他亲手繁育、移植到这里的。

如今,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这样的公园比比皆是。放眼望去,一派葱茏。

20多年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在一片海盐田、卤化池上诞生的。按照常规,如果土壤含盐量超过0.7%,植物就难以成活,而这里的土壤含盐量却高达4.6%!而且还经常刮“盐尘暴”,因此被专家称之为“绿色植物的禁区”。为建设与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相适应的城市绿色环境,当时的开发区管委会组织了总共七八个人的一支绿化队伍,拨出50万元,开始了盐碱滩上的“绿化攻关”。

“攻关的苦和难,真是难以叙述……”钱贵明告诉记者:当初,他们虽然只选择栽培白蜡、圆柏等一些抗盐碱的树种,但成活率依然很低。后来又采取“穴状换土”的办法,但由于出现“土壤次生盐渍化”,试验也宣告失败……再后来又陆续摸索出搞“侧渗槽”排盐、铺设盲管和淋层、回填客土等方法,最终取得成功。

为了抵御“盐尘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从1989年开始营建环保防风林带。在总长约28公里的环状带上种植了50米宽的刺槐、柽柳、金银木、三倍体毛白杨等耐生树种,到2004年这项工程完工时,这条“绿色项链”已使滨海新区“盐尘暴”的发生率下降了80%以上。

钱贵明说:经过20多年的奋斗,目前天津开发区累计建成绿地面积815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到31.55%,人均绿地面积39.3平方米。2003年天津开发区被评为全国绿化园林先进城区。今年他们还专项投入500万元,实施立体绿化和园林景观艺术化工程,使这座滨海新城的绿化指标和质量居国内一流水平。

“老丽江”见证古城变迁

连续几天的阴雨,使得云南丽江古城弥漫着寒流的气息,在瑟瑟的秋风中,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依然挤满了这个有着世界文化遗产称号的小小古城。

“这里的变化太大了,大家吃得好了,住得好了,穿得好了。”1928年出生的吴积仁老人,78年来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古城,9月14日下午在家中,向记者激动地讲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古城的变迁。

在他的记忆里,儿时的古城就已经是一个热闹的商埠,但是其规模和经营的商品种类无法与今日相比,古城的基础设施也是极其简陋和破旧,当然更没有前来休闲度假的游客。

他家当时就住在古城大石桥附近,全家人靠一个小杂货铺勉强维持生计。使他至今难忘的是8岁那年,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来到了古城。住在他家的红军帮助挑水、扫地、劈柴,和蔼可亲,还宣讲革命道理,这也成了他后来投身革命的重要原因。

1949年5月,他参加了党领导的游击队,同年便加入了共产党。参军、当干部、做老师,直到1986年从县文化馆馆长的岗位上离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丽江这个边远落后的民族地区,开始焕发了勃勃生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虽然后来遭遇了大地震,古城受到了破坏,但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民及国际社会的关怀帮助下,古城得到了迅速的修复和发展。

游客年接待量现已达到400多万人次,税收大幅度增加、古城居民的收入也逐年提高,日子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离休后的他,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光,决心用照相机记录下故乡的变化。他背着自费购买的照相机,踏遍了古城的每个街道和角落,跑遍了全县的大多数村寨,至今已经拍摄了4万多张照片,其中一部分有关古城的照片已成为珍贵的历史影像文献资料。

吴老一边向记者展示他拍摄的众多照片,一边感慨地说:“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你瞧我家里,住的是两层小楼,有电视、手机、冰箱、DVD机,光照相机就有10台,真是应有尽有、样样齐全,儿女们全都有工作、有自己的住房,还出了两个大学生。” 重庆:交通方式最丰富的城市

“你们今天过来,二三十分钟就到了。原来跑一趟,起码得三四个钟头。”在重庆教育学院的家中,58岁的赵心宪教授就这样打开了话匣子。

“除了求学7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南岸工作和生活,可谓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所以常常戏称自己是‘重庆土著’。”赵心宪说。

星移斗转,变与不变实在很难道清。虽然已在同一个大学校园里生活了几十年,赵心宪却越来越感觉自己总是置身在新的城市之中。“出去稍长一点,回来就要倒‘时差’,真正是日新月异。”刚刚从欧洲游学归来的赵心宪,对此感触更深。

重庆教育学院大门前,直辖前还只有一条泥土路。过往的车辆不多,但只要一过车,满天尘土就会在校园上空游荡老半天。从市中心的渝中区到南岸,过了石板坡长江大桥就是一座狭窄阴暗的隧道。“很多人都把那个隧道作为出城的标志。”赵心宪说。从渝中区到南岸区是出城,到位于南山脚下的教育学院,则是真正的“下乡”。上山下山、转车过渡,一趟折腾下来,浑身上下早已变得灰不溜秋。

现在的校门前变成了宽阔的马路,最近又实施了“白改黑”,更加光洁平整。在校门口坐车,穿隧道、上高架、走环线,说到就到。“8小时重庆”缩短了城乡间的距离,“半小时重庆”加速了经济、文化、教育、智力等各种资源的交流与整合。轻轨、索道、隧道、缆车等等,使重庆成了全国交通方式最丰富的城市之一。多彩的灯饰、错落的地形和建筑、流连的江水,使重庆拥有了“东方的曼哈顿”、“西部的维多利亚港湾”的美誉。

2002年,石板坡长江大桥南桥头的山头被凿开,阴暗的隧道变成了畅通的快速分流道。在赵心宪眼里,这座城市的融合发展,正像车流一样,变得越来越快。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6944764.html?fr=qrl
第3个回答  2009-03-20
邓稼先,钱学森,杨振宁,李政道,华罗庚,陈景润,路甬祥,袁隆平,侯德榜
第4个回答  2019-04-22
刚解放时中国新政府不被美国等一些强国承认,经济上受封锁。这也是当时没有收复香港的原因,香港作为大陆与海外交往的一个跳板。
经过几十年的混战,中国得到统一,毛泽东作为主要领导人有很高的威望。刚解放是各方面都很困难,那时候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大多数是仿照苏联的模式。实行计划经济,那样东西生产多少是计划好的,买东西要有相应的票才能买到,物质上很贫乏。那时后中国几乎没有汽车,而如今满大街都是,可以说你现在所能看到的是以前没有的,以前的东西很多在现在都见不到了。变化是巨大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在硬件上走完了西方国家百多年的路程。
盐碱滩上的绿色奇迹
黄昏时分走出家门,到楼下的公园里散步是钱贵明每天的“必修课”。
住在天津滨海新区的核心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恂园南里的钱贵明,是泰达生态园林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技师。生长在他家楼旁这座占地七千多平方米公园里的许多树种,就是他亲手繁育、移植到这里的。
如今,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这样的公园比比皆是。放眼望去,一派葱茏。
20多年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在一片海盐田、卤化池上诞生的。按照常规,如果土壤含盐量超过0.7%,植物就难以成活,而这里的土壤含盐量却高达4.6%!而且还经常刮“盐尘暴”,因此被专家称之为“绿色植物的禁区”。为建设与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相适应的城市绿色环境,当时的开发区管委会组织了总共七八个人的一支绿化队伍,拨出50万元,开始了盐碱滩上的“绿化攻关”。
“攻关的苦和难,真是难以叙述……”钱贵明告诉记者:当初,他们虽然只选择栽培白蜡、圆柏等一些抗盐碱的树种,但成活率依然很低。后来又采取“穴状换土”的办法,但由于出现“土壤次生盐渍化”,试验也宣告失败……再后来又陆续摸索出搞“侧渗槽”排盐、铺设盲管和淋层、回填客土等方法,最终取得成功。
为了抵御“盐尘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从1989年开始营建环保防风林带。在总长约28公里的环状带上种植了50米宽的刺槐、柽柳、金银木、三倍体毛白杨等耐生树种,到2004年这项工程完工时,这条“绿色项链”已使滨海新区“盐尘暴”的发生率下降了80%以上。
钱贵明说:经过20多年的奋斗,目前天津开发区累计建成绿地面积815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到31.55%,人均绿地面积39.3平方米。2003年天津开发区被评为全国绿化园林先进城区。今年他们还专项投入500万元,实施立体绿化和园林景观艺术化工程,使这座滨海新城的绿化指标和质量居国内一流水平。
“老丽江”见证古城变迁
连续几天的阴雨,使得云南丽江古城弥漫着寒流的气息,在瑟瑟的秋风中,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依然挤满了这个有着世界文化遗产称号的小小古城。
“这里的变化太大了,大家吃得好了,住得好了,穿得好了。”1928年出生的吴积仁老人,78年来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古城,9月14日下午在家中,向记者激动地讲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古城的变迁。
在他的记忆里,儿时的古城就已经是一个热闹的商埠,但是其规模和经营的商品种类无法与今日相比,古城的基础设施也是极其简陋和破旧,当然更没有前来休闲度假的游客。
他家当时就住在古城大石桥附近,全家人靠一个小杂货铺勉强维持生计。使他至今难忘的是8岁那年,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来到了古城。住在他家的红军帮助挑水、扫地、劈柴,和蔼可亲,还宣讲革命道理,这也成了他后来投身革命的重要原因。
1949年5月,他参加了党领导的游击队,同年便加入了共产党。参军、当干部、做老师,直到1986年从县文化馆馆长的岗位上离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丽江这个边远落后的民族地区,开始焕发了勃勃生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虽然后来遭遇了大地震,古城受到了破坏,但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民及国际社会的关怀帮助下,古城得到了迅速的修复和发展。
游客年接待量现已达到400多万人次,税收大幅度增加、古城居民的收入也逐年提高,日子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离休后的他,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光,决心用照相机记录下故乡的变化。他背着自费购买的照相机,踏遍了古城的每个街道和角落,跑遍了全县的大多数村寨,至今已经拍摄了4万多张照片,其中一部分有关古城的照片已成为珍贵的历史影像文献资料。
吴老一边向记者展示他拍摄的众多照片,一边感慨地说:“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你瞧我家里,住的是两层小楼,有电视、手机、冰箱、DVD机,光照相机就有10台,真是应有尽有、样样齐全,儿女们全都有工作、有自己的住房,还出了两个大学生。” 重庆:交通方式最丰富的城市
“你们今天过来,二三十分钟就到了。原来跑一趟,起码得三四个钟头。”在重庆教育学院的家中,58岁的赵心宪教授就这样打开了话匣子。
“除了求学7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南岸工作和生活,可谓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所以常常戏称自己是‘重庆土著’。”赵心宪说。
星移斗转,变与不变实在很难道清。虽然已在同一个大学校园里生活了几十年,赵心宪却越来越感觉自己总是置身在新的城市之中。“出去稍长一点,回来就要倒‘时差’,真正是日新月异。”刚刚从欧洲游学归来的赵心宪,对此感触更深。
重庆教育学院大门前,直辖前还只有一条泥土路。过往的车辆不多,但只要一过车,满天尘土就会在校园上空游荡老半天。从市中心的渝中区到南岸,过了石板坡长江大桥就是一座狭窄阴暗的隧道。“很多人都把那个隧道作为出城的标志。”赵心宪说。从渝中区到南岸区是出城,到位于南山脚下的教育学院,则是真正的“下乡”。上山下山、转车过渡,一趟折腾下来,浑身上下早已变得灰不溜秋。
现在的校门前变成了宽阔的马路,最近又实施了“白改黑”,更加光洁平整。在校门口坐车,穿隧道、上高架、走环线,说到就到。“8小时重庆”缩短了城乡间的距离,“半小时重庆”加速了经济、文化、教育、智力等各种资源的交流与整合。轻轨、索道、隧道、缆车等等,使重庆成了全国交通方式最丰富的城市之一。多彩的灯饰、错落的地形和建筑、流连的江水,使重庆拥有了“东方的曼哈顿”、“西部的维多利亚港湾”的美誉。
2002年,石板坡长江大桥南桥头的山头被凿开,阴暗的隧道变成了畅通的快速分流道。在赵心宪眼里,这座城市的融合发展,正像车流一样,变得越来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