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都提倡“积德行善”，做“好人好事”。当我们国家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以后，做“好人好事”的人是越来越少了，遇到坏人时“见义勇为”的人也不多了。为什么呢？我想这缘于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机制，导致人们形成对好事与成本之间关系的一种思维意识，为做好事而付出的成本可能很大，也许会影响到你一生的生活及意识，也可能使你一生成为受助之人。受助他人不如自立助人，所以遇事首先要自我保护就成为第一位的了。
我国有句老话：“善事不欲言”，意思是做了善事要悄悄默默的，不要到处张扬。但我们耳闻目睹的却不同，一是有这个“组织”那个“名人”的，做善事时大事张扬，有的在做之前就连篇累牍的见诸于报端，大搞什么启动仪式，宣传造势；甚至不惜飞机来软卧去的耗费大量资金奔波于各地隆重宣传，好事这样做来倒让人感觉是坏事了，很像草原上的狼拉屎时嚎叫几声，生怕在万里无垠的空旷处无人知晓似的。二是普通百姓常常因做好事而屡屡上当受骗，见义勇为而导致无所作为，即使没有上当受骗和伤到无所作为的程度，也付出了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生活也可能受到影响。这样下去，好事岂不要变味走样甚至绝迹灭种。
说到这里，我倒想起自己所做的两件好事来。
几年前一个冬季的早晨，在我所住楼外院门口，女儿上学出院门时发现，一鞋盒内有异样的声音，连忙告知于我，查看后竟是一被弃的女婴，看似尚不足月，只有一薄布遮体，浑身嫩肉已冻得发红变紫，奄奄一息，十分可怜。我急忙抱回家先暖身，又出去急购奶嘴奶粉回来喂养女婴，整整忙乎一天才使婴儿的啼哭声响亮了起来。
这本是做好事，但之后的事并不好做，我得考虑婴儿的去向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有事找警察，就拨打了110，电话中温柔的女声告知我找民政局。我找到民政局，又告知我周末，相关人员不在，周一再来。我只得放下工作和手中的大事小事，回家手忙脚乱地和妻共同料理这个弃婴，要知道一个不足月的婴儿料理起来有多难呀！我的感觉就是要比工作累，难于上青天！
经过几天的忙乎，婴儿的哭声是起来越响亮，我和妻的嗓音则越来越嘶哑了。等到周一再去找民政局，正遇开会，无人接待。周二去民政部门办了相关手续，婴儿有去向了，送社会福利院，但护送的任务则落到当事人我的身上了。我怀揣手续返回家中，就发愁起这护送任务来。那时正是冰天雪地的冬季，福利院又在太原西山的圪佬沟，离我住地相距甚远。打车太贵，骑车太累，公交车还不知道去不去。好在我有辆破旧封存的摩托车，只好启用它了。收拾了一天摩托车，加上照料婴儿的劳累，我和妻都累的红眼对红眼了。
待车收拾好，加足油，我把平时不穿的羊毛大衣裹在身上，妻也把能保暖的衣服通通裹在身上，并把婴儿也裹了个严严实实，只漏了个鼻孔出气。我们冒着严冬刺骨的寒风，骑着破旧的摩托车向圪佬沟进发，雪大路滑，一路巅跛，感觉圪佬沟真远，福利院真偏。快到中午时我们才找到地方，这时近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已冻得手脚冰麻，好在婴儿夹在我们中间无甚大碍，还咧着小嘴笑呢！等我们办好手续，把婴儿留在福利院后已过午饭时间，我们又急匆匆往回赶，回到家中胡乱扒拉口饭躺到床上时，我和妻已是只有进气少有出气的感觉了。一觉醒来，我们夫妻俩好像事先约好似的双双感冒，只好相扶寻医治疗。回想这一过程，感觉好事真不好做！
还有一次是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妻忽听窗外有轻微响动，赶忙捅醒我，偷眼观看，有两名盗贼蹲在窗下，另外一名盗贼已攀到楼上人家。我睡眼惺松，但还算沉着冷静，如果大喊，贼必然溜掉，楼上人家可能毫发不损，但更多人家可能会损失惨重。我沉住气摸黑跑到南屋，拿起电话拨打了110。那时的110官气十足，居然问我是否寒夜惊梦、夜半歌声，我一再告知确实看到盗贼光临寒舍时，才不慌不忙地登记报案人姓名电话、看到盗贼几名等等。好不容易登记完毕，北屋的妻过来悄声告我，外面又有响动，我急忙过去一看，盗贼已沿窗而下，与窗口下的贼会合后流窜而去，我产生了一种猎人没有猎枪看着猎物跑掉一样的感觉。
此时看表，已是凌晨四点，万籁俱静。我和妻重新躺下，刚要进入梦乡，又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听筒里传来警察的喝斥声：“哪有什么小偷，不是你半夜做梦吧？”，嘀嘀，对方挂断，这一夜我是闷气充胸。
一夜无眠。第二天凌晨，妻敲开楼上邻居家门，结果发现挂在客厅的男主人的裤子已吊在北屋阳台外的半空。天明上班时分，又有四家发现盗贼光临，院内顿起一片报警之声。警察蜂拥而至，混乱中我仿佛听到空气中传来盗贼的嘲笑之音。我不禁暗叹百姓的无奈、警察的无能、以及我半夜辛劳的无功。
这两件事常常让我想起雷锋，那时好事好做，不好做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现在好事难做，难做的是一件都做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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