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两张面孔]]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大事,其爆发已经被当作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但是,革命为什么发生,又为什么失败?对于这样的问题,似乎真应了黑格尔的话,“熟知并非真知”,越过主流的教科书似的答案,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始终纷繁芜杂、扑朔迷离。不过,周锡瑞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正试图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为我们解开这一团乱麻。
在周锡瑞看来,革命发生的原因应该从国家内部去寻找。在这个观念的指引下,他刻意避开了对海外革命党的研究,而将目光锁定在两湖地区。自甲午战争之后,从1897年至1898年的改良运动、1900年以汉口为中心的自立军起义、1905年至1906年的大规模学生运动、1906年的萍浏醴暴动、1904年至1911年的保路运动、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到最后也最重要的辛亥革命,两湖地区竟从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的中心变成了革命的急先锋。原因在哪里?显然,线性的大事年表并不足以解释革命的起源。通过对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的深入探讨,作者要为我们解读的,是汇成革命这一巨大漩涡的一股股潜流。
改良派上流阶层
周锡瑞用“改良派上流阶层”这个糅合了政治属性(改良者)和社会属性(城市精英)的概念,来描述清末最后十年主要集中在城市的改良势力。这个阶层通常来源于绅士家庭,但有别于保守的旧式士绅阶层,他们广泛参与了与新兴商业、工业、教育以及立宪运动有关的一系列活动,并逐渐在地方的经济与政治事务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改良派的政治理论是改良主义的和宪政主义的,其政治理念基于这样的假设:获得立法权力的咨议局的模式能够挽救中国。在经济领域,他们运用咨议局影响地方官僚政权的经济政策,常常通过增加赋税来为改良提供资金帮助。
周锡瑞指出,改良派对地方权力的干预和争夺一方面是清末中央权力衰弱和地方势力崛起的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也是披上了宪政主义和代议制政府这一西方学说外衣的地方自治思想的重新抬头。而地方势力的崛起导致其与中央集权的冲突并加剧了改良派及其附庸对于中央政权的疏离,与此同时,也消解了中央政权为防止地方上流阶层过分压迫社会底层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在周锡瑞看来,改良派的一系列新政措施,无疑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定,也加快了革命的爆发。
改良带来的不满
改良带来的教育新政策结束了科举制度,堵死了读书人传统的荣身之途,而政治、经济、文化上更加活跃的大城市,以最好的学堂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吸引了更多的学生聚集于此。可以说,改良运动为一个自觉的学生阶层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创造了前提条件。辛亥之前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和萍浏醴暴动中学生的积极参与正是这一后果的直接体现。
新教育政策的另一个后果在于,新学堂的经济门槛将穷困学生挡在门外,这就使得相当数量的学生只能加入新军寻求发展的机会,从而为学生阶层建立与军队的密切联系创造了条件。在军队方面,其中有文化的人,即使是张之洞的湖北陆军小学的毕业生,其上升之途往往又被稍老的在职军官所阻。这就造成新军中有文化的底层士兵与上层军官之间的分裂与冲突。在集中于城市的湖北新军中,这个问题表现得尤为严峻。愿望受挫、心怀不满的年轻士兵为革命党人对军队的渗透提供了条件和土壤。
与教育改良的直接影响还仅限于学生阶层和部分新军不同,改良对经济领域的影响席卷了整个社会。推行新政所需的巨额资金主要依靠的是财政拨款,而禁烟等新政策实际上又废除了包括烟税在内的旧有税课,那么,财政缺口就只能通过加税和铸币来弥补。这一后果是严重的:士绅阶层通过增加盐税而不是房税和田赋,将大部分的赋税负担从自己转嫁给一般百姓,同时,地方自治的名义也给予士绅们随意增加各种苛捐杂税的理由;铜币铸造量的迅速增加则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但是,劳民伤财的新政,其受益者始终都是上流阶层,甚至原本拟定用于帮助穷人的资金也转移到了上流阶层的改良计划上。对于升斗小民而言,新政费而不惠,除了更多的穷,新政费而不惠,除了更多的穷困与压迫,新政并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别的东西。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正是老百姓的愤怒情绪在长时间压抑后的强烈喷发。
在辛亥前的十年间,社会的各个阶层都逐渐表现出自己的不满情绪:满清王朝在抵抗帝国主义中的无力表现让学生从反帝走向了反满;官兵矛盾、克扣军饷和物价的飞涨加深了军队的不满;赋税的日益增长和经济形势的恶化引发了农民、工人、商人对帝国主义和与帝国主义并至的新政的不满。如果说在辛亥年之前工、农、兵、学、商等阶层对现状的不满还没有波及到上流阶层的话,那么到了这一年的春天,政府又一次借外债修铁路的计划和满清“皇族内阁”的粉墨登场则彻底打破了改良派上流阶层对于清廷的幻想。终于,各个阶层在反对举债这个爱国主义的大旗下走到了一起,一致将不满指向了满清朝廷,而反满革命成为被人们寄予希望解决所有问题的新的灵丹妙药。
革命向右转
毫无疑问,仓促之间突然爆发的辛亥革命凭借着各阶层对清政府的普遍不满才得以迅速成功。但是,辛亥革命的反满主义并没有统一的理论含义,即使是革命派自己,其所主张的新政权的性质也是相当模糊的。在意识到满清政权就要寿终正寝时,每个集团和阶层都试图通过加入和控制革命政府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与其说是各阶层的合作,倒不如说是各集团利益的博弈。但是,这是一场极不公平的博弈,改良派上流阶层以其在清末新政中获得的权力、财产和威信,依靠新军的力量,迅速掌握了革命后的新政权。在湖北,改良派和革命党人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共同选择了并非革命党人的原新军协统黎元洪出任军政府的最高领导,在湖南,新政府成立后的第九天,改良派就刺杀了自封为都督的革命党人焦达峰,夺取了领导权。
通过对新的地方政府的掌控,上流阶层有效压制了来自社会底层的“暴民”骚动,保护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革命后的地方自治在实质上更给予士绅们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以实现和扩大他们的改良主义纲领。而原有的社会秩序一旦重新稳定,革命对于贫苦大众而言,就不再令人欢欣鼓舞,正相反,它带来了更多的赋税与压迫。这正如周锡瑞所说:“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进步的、民主共和主义的面孔;在某种程度上,掩盖着另一张封建主义的面孔。”在这之后,新政权的逐渐右转并最终走向军阀割据,就毫不足怪了。
辛亥革命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事实上,本书涉及了两湖地区的教育改良、政治改良、经济发展、军事现代化、新闻业务、秘密会党、学生运动、帝国主义、反帝激情、革命预谋以及人民暴动等诸多方面。然而,对社会阶层及其力量的透彻分析贯穿全书,经济利益被视为解读各阶层政治情绪变化的关键,通过这个视角,作者真实可信地展现了革命的整个过程与走向。
但是,一方面,对阶层整体性的强调多少削弱了对其中个体的考察,同时,对经济方面的关注也弱化了对改良和革命舆论影响下的参与者心态变化的分析。这也就难怪作者会忽视海外革命党对革命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军方的势力在革命后迅速增强,其与上流阶层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探讨。
里德认为,“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在于为当前而解释过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对辛亥革命的重新考察,或许还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载 2008年02月03日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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