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形态及其演变角度看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任何社会制度无不发源于一定的思想意识形态。思想意识形态变革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导。经济社会活动作为人的活动，从客观上说，始终离不开支配人的所有活动的思想意识，即便从主体作出符合实际要求的选择来说，也不能忽略主体性因素的影响。情况还不仅仅如此。社会制度的组织，首先是作为社会制度灵魂的制度目标，然后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确定的制度架构，以及具体的组织规则的确定，都是由思想意识形态决定的。简言之，一定的思想意识形态，为一定的社会制度提供了基本规则。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是如此。因此，要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的实质，特别是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看似令人困惑的的新变化，我们有必要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演变的角度，来透视和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核�
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在欧洲封建社会末期的形成和确立，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即文艺复兴运动、新教运动和启蒙运动。�
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发端于14～16世纪反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长达200－300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不是一场单纯的文化改造运动，实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运动。该运动的思想结晶，概括地说，就是“人文主义”。在中世纪严酷的宗教神权统治环境里，人是为上帝而活着，上帝主宰人世间的一切，世俗的一切都是可鄙的，微不足道的，这样，人就丧失了自我，处在一种彻底的异化状态之中。人文主义在旧的思想天地里勇敢地独树一帜，歌颂世俗以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启。它针对教会虚伪的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勇敢地肯定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当然的享受者，主张用人的观点而不是用神的观点，来考察、看待一切社会生活现象，把人的事业，特别是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据此，它号召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回归自我。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推动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形成的是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发生在16世纪，又称新教运动，由马丁·路德倡导。他把斗争的矛头进一步对准教会，否定教皇的权威，提出“信仰得救”即人救自己的新说。他认为，所谓人要得到上帝的拯救，并不在于如何遵守和奉行教会烦琐的规章条例，承认教皇的权威，而在于个人的信仰如何。新教运动进一步动摇了宗教神权统治的思想基础。最后使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形成完整、固定形态的，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兴起于18世纪，该运动不仅进一步反对教会的权威，否认神权统治的合理性，在哲学上主张自然神论或无神论，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制度，对国王的英明和天然特权提出疑问，它把每个人自己的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强烈主张人道主义，要求变革政治，消除以人身依附为基本特征的人在封建王权统治下的异化。�
上述三大运动为资本主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既用来解放思想，把人从神和王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让人正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又用来先是反对神权统治，后是反对王权统治，让人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得到制度的体现，最后给人的发展开辟现实的道路。法国大革命中发表的《人权宣言》，是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一个较为完整的表述：人生来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国家的主权在于人民；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等等。更早些时候，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一切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是被创世主赋予某些不可割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当中设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在这里，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大师的观点得到了较好的阐发。如卢梭的民主、自由、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共同意志不可改变等论点，都被吸收和运用。当这些政治思想被运用到经济理论思维当中，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追求个人利益是正当、合理的，人的财产权是神圣的，经济活动应当是自由的等一系列观点。例如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任其完全自由，让他采取自己的方法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同其他人或其他阶层的人竞争。显然，基于上述过程和主要观点的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上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呢？�
首先应当肯定，相比封建主义政教合一、以神权和王权而非人权为本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一切从人的需要出发，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为了人，它要求消除加之于人的一切外来的精神的和物质的、最终导致人的异化的束缚，让人回归自我，回归自由。这为人的发展开启了历史之门，导引人类走上追求自身幸福的道路。可以说，这个意识形态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但是，必须看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鲜明的特色、也是其最根本的内容，是在对人本主义核心中的人作界定和诠释时，把人仅仅归结为个人，也就是说，仅仅在个体的意义上理解人。人本主义的一切在这里都得到了重新说明：人世间的一切就是个人的一切，一切都必须从个人出发，并以个人为归宿——人的理性是个人的理性，人的权利是个人的权利，人的需要是个人的需要，人的发展是个人的发展，人的幸福当然也是个人的幸福。据此，它所主张的民主、自由等等，也首先在个人权利的范畴内得到解释。这就是资本主义历史眼界内的人本主义，最终被归结为绝对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二、资本主义遭遇历史否定的必然性�
具有上述特定涵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构建提供了以下基本规则：首先，在制度目标上，它确立了个人富裕和幸福的追求目标。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既然主张一切都从个人出发，把人的价值仅仅归结为个人价值，把人对自然、社会和自我的解放定义为个人解放，就必然把资本主义这种进步的新型制度所标榜的对人的幸福的追求，归结为个人的幸福，从而把个人发财致富和由此而来的幸福，作为天经地义的信条和制度追求的最高境界。个人富裕和幸福，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构建的最高准则。其次，资本主义制度怎样构建，采用什么样的构造，这一切都是由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确立的个人发财致富的最高准则决定的。为了保障个人发财致富的基本权利，资本主义发明了特有的财产制度——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其核心，是资本的个人所有制；为了保证生产成果的个人归属，它又创立了按要素分配的分配制度，其核心，是众所周知的“按资分配”。同时，为实现个人利益和个人富裕，资本主义整套制度构造及其运作还都遵循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效率。它把效率原则强调到极端，剥夺了公平原则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中应有的地位。为了实践效率原则，发挥资本主义特定的制度功能，它构建、发展起了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一种特别能够保障效率的体制，是一种效率经济。显然这样一种制度，必然是有利于资本、资本所有者的制度，也必然要在个人利益对立的基础上走向剧烈的阶级对抗和斗争，导致前所未有的社会磨难。于是，我们看到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诸如“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用酷刑和死亡的威胁把变成“流民”的无地农民强行赶进资本主义工厂、以种族屠杀为特征的殖民掠夺、血腥的贩卖黑奴活动等等灭绝人性的一切就不足为奇了：只要有利于自己，可以绝对地损害他人；自己的幸福是天经地义的，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是合乎个人主义的道德伦理的；人本主义主张人的回归和解放，珍视人的存在，但在绝对利己主义的支配下，并不妨碍去有组织、大规模地剥夺他人的生命，去实行残酷的新的奴隶制度。正因如此，马克思才入木三分地指出：“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在后来所谓的自由竞争阶段又给人类社会历史带来了什么？�
一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巨大的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共产党宣言》高度肯定了这种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它用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用工业文明代替了农业文明，造就了自觉利用科学技术成果以取代经验并激发科技不断进步的牢固机制。这种状况，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旨在实现资本增值，为此必定“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从而具有“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的趋向”。�③换言之，为实现个人致富的社会目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以往任何社会的生产方式，实质上更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发展生产是资本增值的必经之途，加上你死我活的剧烈竞争，因而千方百计发展生产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选择。这种制度的驱动力与生产力尤其是其中的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倾向相结合，必然导致生产力的巨大发展。1801～1851年，英国的GDP增长了125.6%；1850～1870年，英国工业总产值增长近1倍，法国增长2倍，美国增长约2.8倍，德国大约增长3倍。�
但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造成巨大而普遍的社会灾难的必然性。由于绝对的个人致富欲和经济利己主义原则，由于绝对的经济自由主义，由于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支配权，由于资本追逐利润鲜有约束和节制，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崇尚效率，强调生产，经济行为受数量扩张冲动的支配，技术成为制定价值准则、道德评判的基本依据，自由竞争受到广泛的赞颂和保护；同时，崇尚公正的价值观被抑制，分配与生产的发展相脱节，财富在点上积聚，贫困则在面上蔓延，贫富相差悬殊，少数人依恃财富残酷奴役、剥削大多数人，失业、饥饿、过度劳动、就业不足、压榨妇女与童工、无知、道德堕落、犯罪等社会病广泛流行。总之，资本依仗特定的社会制度及其在机器大生产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使劳动隶属于自己，劳动者的人格在无休止的沉重劳动和失业、贫困、饥饿等各种社会磨难中，向非人化发展。�
在这里，资本主义遭遇了自身难解的历史悖论：从人本主义出发追求人的平等、自由、幸福和发展，结果却造成了人类新的、空前的、最毫无掩饰的不平等。我们看到了充斥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富人和穷人、财富和贫困、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发展、天堂和地狱之间触目惊心的反差：巨大的经济发展成果不是为社会成员所共享，而是为少数人所独占，多数人被排斥在社会发展进程之外；多数人的不发展恰恰是少数人发展的条件，财富和贫困共生同长；资本主义借助市场经济实现了效率，但却排斥了公平，把剥削、压迫与不平等洒满人间；少数人的自由和发展恰恰以多数人的不自由和不发展为代价，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社会广大的人口重新沦落到一种异化状态之中——当然，这种异化具有新的社会历史内涵：劳动在资本绝对统治下的异化，劳动者是机器的附属物，因而丧失了自我。由此产生的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和斗争，必然使资本主义陷入生存和发展的危机之中。�
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这种严重不合理性，资本主义的“增长病”即空前的社会灾难和剧烈的阶级对抗激起了人类思想的空前活跃和巨大分裂，引致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日益发展的否定性思维：资本主义作为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本当实现人的普遍解放和价值，为什么却造成普遍的社会不公和尖锐的社会对立？启蒙运动投射在历史上的理性之光，被增长病的阴霾所遮蔽，从而唤起了人们对理性主义的深沉疑虑。于是，一部分人类思维开始滑向主张打破资本对劳动残酷统治、旨在实现新的“人的回归”的轨道。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以痛斥资本主义发展的恶果为出发点，明确断言资本主义也不是一种合理制度，应当用一种理想制度取而代之，并提出了实现以公平分配、人的发展为核心的新思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构建了完整的新型思想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简言之，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源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合理性及其导致的灾难性社会现实，主张在人类整体的意义上理解人的解放、价值和自由，把社会制度目标确立为人类的普遍幸福，从而把人类的共同富裕作为制度构建的最高准则。�
三、在自身基础上扬弃是资本主义的生存本能�
如前所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绝对的“拜物教”即绝对的资本崇拜和非胜即败、胜者全得、失者全失的残酷的社会生态，必然导致社会的大决裂和各对立成分之间的剧烈对抗。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强大否定运动的理论表现，应运而生。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根据当时资本主义无可摆脱的内在矛盾和因此而出现的一派动荡和衰败的社会景象，包括抗议、罢工、起义、革命，尤其是深刻的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作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和“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等著名论断。他们的论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人类走向更美好社会的必然性，并为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所证实。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着的社会力量，力图摧毁现存的社会制度，并已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从而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存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现实威胁。然而，这仅仅是来自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层面的压力，是基础层面积聚的内在压力的一种体现和释放，这集中体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上。资本主义面临着这样一个历史性抉择：要么在增长病的病榻上死亡，要么吞咽苦药“脱胎换骨”，为求生存而自行“蜕变”。由此引出了资本主义的大调整，这个调整可以说是出于资本主义求生的本能。始于大危机，展开并完成于二次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大调整，顺理成章地演绎出了林林总总的资本主义“新变化”。�
国家全面介入经济社会生活，是资本主义大调整得以实现的制度或组织手段方面的重大契机。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全面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成为指导调整的一种完整理论。凯恩斯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持否定态度，承认其制度与文化上的缺陷，提出了富于公平价值观色彩的“充分就业目标”，进而制定了一整套国家介入、干预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法、政策和措施。“罗斯福新政”则是大调整的最初尝试。战后，国家通过发展国有制、计划化、宏观调控、限制垄断、环境保护等各种途径和方式，卷入了经济社会从表层到深层结构的运行，一定程度制约了那种不顾一切唯求利润或财富增长的行为动机。政府在实现尽可能充分就业的社会目标下，以大幅度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实行失业救济，建立内容广泛的收入保障制度，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等办法来落实、体现其逐步注重分配问题和社会公平的价值变化。在国家这些行为的支配和影响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从产权关系到消费方式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不同于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的种种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所有这些制度、组织结构、运行与操作上的变化，折射在文化上，焦点就是相比增长型资本主义时期，人在个体和社会两个方面，都得到了愈来愈充分的肯定和尊重。正是战后资本主义的这些发展变化，才保证了资本主义的延续，保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某种适应性。�
总的说来，资本主义的大调整是以其思想意识形态的某种修正为基础的：以绝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为根本指向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引致否定资本主义历史合理性的生存危机之后，出现了其自身范围内的扬弃；其局部修正或嬗变，自然而然地集中在怎样看待个人、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这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上。�
早在19世纪末，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如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格林，就反对边沁主义把个人同社会相割裂，完全无视和否定社会利益的存在，论证了社会利益的存在，并力图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起来，指出个人与他人是相互依存的，离开他人和社会，个人就不可能有幸福；同时认为国家是共同利益的体现者，设立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共同的利益，因而国家应该干预经济社会生活，成为“积极的国家”。进入20世纪，首先是英国伦敦大学教授霍布豪斯进一步批判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追求个人利益必然带来全社会繁荣”的假设是“过分乐观了”，认为19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把失业、低工资、疾病等带给社会，摧残幼者，威胁老人，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是对自由的扼杀；提出自由主义的核心与其说是个人的权利，不如说是社会的必需，自由主要是个社会利益问题。此类思想进一步发展，到7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以“正义”为题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两条著名的“正义原则”：首先是平等自由原则，要求确保公民的平等和自由，使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其次是机会平等和差别原则，既要保证所有人之间的机会均等，又必须承认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现象存在的现实性，并因而需要注意调节利益分配上的差别，使受益最少者的状况得到改善，为此，需要国家的干预。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方面，西方思想家也分别针对“效率优先”，提出了“公平优先”和“效率与公平的和谐关系”的明确主张。这样的变化甚至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如德国的《基本法》在声明“保障财产权”之后，紧接着强调“财产权含有义务”、“财产权的使用应有利于公共福利”。这种修正表明，资本主义为维持其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注意调和绝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适当遏制极端崇尚效率而仅仅重视“物的生长”的价值取向，在基本价值观上逐步重视公平原则，逐步注意解决“人的生长”的问题，包括福利国家、劳资协调、企业民主运动等在内的种种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无不与此紧密相关。�
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调整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内容，表现为对以往调整的某种反向调整：针对政府干预过多，国营企业亏损，财政赤字，债台高筑，竞争心与私人积极性减弱，效率下降，过度消费和浪费等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里根革命”、“撒切尔夫人主义”流行一时，形成了诸如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等一系列反向调整。然而，这种反向调整仍然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继续进行自我修正的基础上进行的，并未改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自我扬弃的历史进程：90年代中期由西方国家当权者倡导并开始流行的“第三条道路”思潮，主张寻找一条介于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福利国家之间的新的中间道路，其理论基础，在于强调权利与责任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机会与责任的统一，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不能只讲个人的权利和机会，还必须承担责任和义务，实现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和统一，并由此形成了“社区”的概念。作为“第三条道路”代表人物的英国首相布莱尔认为：一个有着强烈价值观的社会，“其核心的部分即为尊重他人，互相承担责任，履行更多的义务”。�④“社区”这个概念“表达了相互的权利和义务，这要比狭隘的自私自利崇高得多。它允许更为开通的，实际上是更为合理的利己观存在。通过将个人置于社会之内，而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它承认人们之间既需要竞争，也需要合作。”�⑤�
针对资本主义的上述新调整，我们应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大调整及其意识形态的修正？首先应当看到，资本主义的大调整以及作为调整基础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上述修正，使当代资本主义（所谓“新资本主义”）确实发生了许多明显不同于近代资本主义（传统资本主义）的重大变化，其关键之处，在于国家通过积极介入经济社会生活，把意识形态的修正转变为社会现实，极大地缓解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增长病以及由此而来的生存危机，使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过程，并由此实现了生产力的新的空前发展。不看到这一方面，就容易犯教条主义错误，把“新资本主义”仍然等同为传统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变化看成只能是绝对地否定自己，而不会有相对否定中的肯定和通过变革产生的某种“再生”能力；就会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迷惑不解，进而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资本主义的一些论断和资本主义的现实之间迷惘、动摇、怀疑甚至否定。�
其次更应当看到，资本主义的大调整以及作为调整基础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修正，实质是一种扬弃，既有保留又有克服；它所克服的，是那些有碍于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不适宜方面，目的不在于彻底“克服”资本主义，而在于保留资本主义，为保留而克服，克服仅仅是保留的手段和方式；保留才是这一扬弃的真正目的，也就是说，扬弃并未超越资本主义的自身范畴，仍然是在坚守个人发财致富最高准则的前提下进行的，只是对意识形态中有碍其总体作用的部分作了修正。它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的制度框架，只是在经济社会运转方式、实现制度目标的途径和方法以及利益关系的协调等方面，作了一些改变。“新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出于生存的本能，经过局部变革的资本主义。这样变革后的资本主义，不可能真正摆脱由其意识形态造成的历史局限性。�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9页。�
④⑤布莱尔：《新英国》，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44；255页。�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副主任、教授)�
回答者：44868380 - 魔法学徒 一级 1-17 00:01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
还是没有可以的……
对最佳答案的评论
晕~！好长好多啊~！我头晕...
评论者： 乖轩轩 - 试用期 一级
其他回答共 8 条
从意识形态及其演变角度看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任何社会制度无不发源于一定的思想意识形态。思想意识形态变革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导。经济社会活动作为人的活动，从客观上说，始终离不开支配人的所有活动的思想意识，即便从主体作出符合实际要求的选择来说，也不能忽略主体性因素的影响。情况还不仅仅如此。社会制度的组织，首先是作为社会制度灵魂的制度目标，然后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确定的制度架构，以及具体的组织规则的确定，都是由思想意识形态决定的。简言之，一定的思想意识形态，为一定的社会制度提供了基本规则。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是如此。因此，要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的实质，特别是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看似令人困惑的的新变化，我们有必要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演变的角度，来透视和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核�
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在欧洲封建社会末期的形成和确立，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即文艺复兴运动、新教运动和启蒙运动。�
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发端于14～16世纪反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长达200－300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不是一场单纯的文化改造运动，实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运动。该运动的思想结晶，概括地说，就是“人文主义”。在中世纪严酷的宗教神权统治环境里，人是为上帝而活着，上帝主宰人世间的一切，世俗的一切都是可鄙的，微不足道的，这样，人就丧失了自我，处在一种彻底的异化状态之中。人文主义在旧的思想天地里勇敢地独树一帜，歌颂世俗以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启。它针对教会虚伪的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勇敢地肯定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当然的享受者，主张用人的观点而不是用神的观点，来考察、看待一切社会生活现象，把人的事业，特别是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据此，它号召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回归自我。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推动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形成的是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发生在16世纪，又称新教运动，由马丁·路德倡导。他把斗争的矛头进一步对准教会，否定教皇的权威，提出“信仰得救”即人救自己的新说。他认为，所谓人要得到上帝的拯救，并不在于如何遵守和奉行教会烦琐的规章条例，承认教皇的权威，而在于个人的信仰如何。新教运动进一步动摇了宗教神权统治的思想基础。最后使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形成完整、固定形态的，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兴起于18世纪，该运动不仅进一步反对教会的权威，否认神权统治的合理性，在哲学上主张自然神论或无神论，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制度，对国王的英明和天然特权提出疑问，它把每个人自己的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强烈主张人道主义，要求变革政治，消除以人身依附为基本特征的人在封建王权统治下的异化。�
上述三大运动为资本主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既用来解放思想，把人从神和王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让人正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又用来先是反对神权统治，后是反对王权统治，让人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得到制度的体现，最后给人的发展开辟现实的道路。法国大革命中发表的《人权宣言》，是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一个较为完整的表述：人生来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国家的主权在于人民；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等等。更早些时候，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一切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是被创世主赋予某些不可割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当中设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在这里，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大师的观点得到了较好的阐发。如卢梭的民主、自由、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共同意志不可改变等论点，都被吸收和运用。当这些政治思想被运用到经济理论思维当中，就自然而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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