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的半径有多长?对蒋山人来说,这个问题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回答,而且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甚至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不同的想法。我感觉每一个蒋山人,从降生的那一刻起,他们的人生就围绕着这个原点慢慢展开。他们的一生,都在不停地行走。有的人走了很远很远,有的人始终在原地转圈。但不管是谁,都走不出对村庄的爱与牵挂,他们最终都会原路返回。每一个人走过的路程,都藏在自己心中。
蒋山在湘东北,是连云山南端边缘的一个自然村落。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是从洞庭湖平原进入山区的咽喉。往里走,是一个接一个的山间盆地,是连绵不绝的群山和莽莽苍苍的林地。那里面尽管还有一个乡的建制,但进去后,似乎到了遥远的天边和世界的尽头。往外走,则是渐渐开阔起来的平原和越来越喧嚣的城镇,当然还有机会与梦想。千百年来,蒋山成为许多山里人人生的通道和命运的转折点。民国时期,这里是白区和苏区的交界处。杨森的国军驻扎在蒋山的杨家祠堂,傅秋涛的游击队活跃在连云山中。部分游击队员后来从这里出山,在嘉义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奔赴皖南,开创出一片广阔的天地。在控制着山区人出路的同时,蒋山还与四个乡镇接壤,东边是思村乡,北边是安定镇,西边是长田乡,南边是芦洞乡——它又成了许多人生活的边界。这样重要的一个村庄,它的地理半径得有多大呀!
在我的记忆中,蒋山的面积确实是很大的。它似乎像一个巨大的背景,衬托出我童年的虚空和渺小。十岁之前,我很少走出过我家所在的牛角冲。蒋山分为公渡庄、发仕冲、蒋山、小水四个片区,每个片区有五六个村民小组,全村大约四百来户,一千多口人。牛角冲属公渡庄片区,但即使是这个只占蒋山四分之一的地方,也让我觉得无比宽广。我与小伙伴们翻山越岭去找野果、扯笋子,忙碌了大半天,始终没有走出牛角冲的地盘;我陪八十多岁的曾祖母,去她同属公渡庄片区的娘家山枣坡,她颠着一双小脚,颤颤巍巍地走了一上午,差点都没赶上中饭;我替班主任黄老师到公渡庄门口的杨泗庙代销店买肥皂,跑步去跑步回,累成了一条狗,还是没能在课间十五分钟内完成任务。至于说去公渡庄片区之外的其他三个片区,对童年的我来说,简直是一件大事。我觉得它们太遥远了,太陌生了,让我有一种本能的畏惧和惊慌。我害怕某些不确定的东西生生将自己淹没。直到年龄大些以后,我深入到了蒋山的每一个屋场,认识了大部分村民,这种排斥的心理才渐渐消退。我开始慢慢接纳另外三个片区,并将它们与公渡庄片区视为一体。在我心中,整个蒋山如同一个广袤的王国,童年的我在这片疆域里纵情奔跑,但始终没有越过它的边界。
后来我像许多人一样,从这里一步步走了出去,走到了城市。三十年了,每每想起蒋山,我依然觉得它的地域广阔而且复杂,道路弯曲并且漫长。即使是驾车回乡,眨眼就穿越整个村庄,我也并不认为它过于窄小,而是认为速度缩短了长度,科技改变了世界。直到这次回家,我才惊讶地发现,蒋山的半径居然是那么的短小!我的记忆就像突然断裂了一般,发出沉闷的声响,瞬间惊醒了童年的梦境,颠覆了多年的认知。
这个结论,来源于我双脚的丈量。这些年来,人到中年的我日益发福,多项身体指标出现异常,向来不爱运动的我只好每天坚持行走万步。那天回到老家,吃完晚饭后我就沿着门前的水泥路走了起来。我家住在牛角冲的中部,往上走过两个村民小组,就到了村庄的边界关塘坳;往下走过两个村民小组,就到了片区的边界杨泗庙。在我的印象中,走到这两个地方都要不短的时间。小时候父亲要我去杨泗庙代销店买肉,动身稍微迟了一点,即使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去也买不到。父亲怪我贪睡,而我却觉得路途太远。关塘坳呢,因为我老舅舅家住那,感觉近一些,但每次去他家吃饭,也要提前不少时间动身。我先是下行至杨泗庙,然后又上行到关塘坳,再回到家门口,准备不走了。我觉得已经走了很远,但习惯性地拿起手机一看,天啊,怎么只有三千多步?我不敢相信,怀疑是信号不好所致,决定人工计数再试一次。十几分钟后,我得出了准确无误的数据:我家到杨泗庙是八百步、到关塘坳是七百步,关塘坳到杨泗庙是一千五百步。按一步六十五厘米算,我们这个片区的长度顶多也就一千米。蒋山的四个片区,几乎是平行排列的,它们的宽度还远不如长度,也就是说,整个蒋山的长度,充其量不过一千二百米。而我们村庄的半径,只有区区六百米!
这太让我感到意外了!我没有想到,在我的心中纵横了几十年的那个广袤世界,居然只是一个弹丸之地。它是如此的狭隘和局促,而我却一直以为它开阔且深长。我为自己的格局和见识感到羞耻。
那个晚上,我沿着门前的道路,一趟接一趟地行走。刚开始只是想让步数尽快达标,但走着走着,慢慢就沉浸到对这段道路的思考中去了。明明是一段很短的路程,为何会一直觉得它很长?想来想去也没理出一个头绪,只好肤浅地认为,孩童的眼睛太小了,总是把事物无限放大,并把它深藏到记忆之中,以致若干年后回想起来,仍是最初的印象。说到底,这是一个眼界的问题。一个人的眼界大了,世界自然就变小了。反之,则可能沉陷在自认为宽广的狭窄世界里,永远走不出来。然而,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蒋山人就生活在这里,当中的好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村庄。他们在这片狭窄且贫瘠的土地上,早出晚归,春种冬藏,生儿育女,繁衍生息。这块半径六百米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也是他们人生的全部。
我想起了我的曾祖母。我不能确定她年轻时有没有走出过村庄,但她的晚年,没有离开过这里半步。她去得最远的地方,是本村她的娘家山枣坡,离我家充其量不超过一千米;她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菜园里和对门岭,为的是去摘瓜菜、晒瓜菜,两地距离家中都不过百来米。她的一生,似乎就是在这些地方转圈圈。她活了将近九十岁,战胜了贫穷、疾病甚至是时间,是当时村庄里最长寿的人,受到所有人的敬重。但现在看来,她的人生是多么的单薄和苍白。她漫长的一生,其实只有可怜的六百米。
好在还是有不少蒋山人拓展了生活的半径。他们从这里出发,追赶着自己的理想,不屈不挠地向前进。他们有的打着赤脚,有的穿着草鞋,有的身着长衫,有的头戴礼帽;有的走路,有的骑马,有的乘船,有的坐轿;有的是外出经商,有的是出门求学,有的是当兵吃粮,有的是寻找信仰……他们翻山越岭,渡江过河,甚至是漂洋过海。他们就像是蒋山的一根根触须,伸入到一个个新的地域和领域,探索出一条条成功或失败的路径。这些人的前赴后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限地延伸了村庄的半径。
蒋山人历来有走出去的传统,信奉人“不出门身不贵”的古训。民国时期,村庄里的人最喜欢“走袁州”。袁州是江西宜春的旧称。我不知它与湘东北大山窝里的蒋山有何渊源,也不知是哪一个蒋山人第一个抵达此地,反正很多人爱往这个方向行走。他们翻过连云山,经浏阳的官道,几天时间就可到达江西。据说当时的袁州城里,常年有几十上百个蒋山人,至于往返于路途的,更是络绎不绝。这些人在远离村庄几百里的地方经商、做事、卖苦力。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讲只有蒋山人才听得懂的方言,做只有蒋山人才觉得好吃的饭菜,俨然袁州城里的另一个蒋山村。我常常想,蒋山到袁州的距离,既是当时蒋山人生活的半径,也是我们村庄当年的半径。
除了“走袁州”,蒋山人的去处还有很多,东南西北中,工农兵学商,似乎每一个方向和领域,都有蒋山人的足迹。近代以来,走得最远的三个蒋山人,是邱创成、周碧泉和邱载岳。邱创成是共和国开国中将。他出生于安定镇横冲村马头岭,稍大后其父邱实高带着他与弟弟邱雁南搬到了蒋山村发仕冲。他从蒋山开始闹革命,上井冈山,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东北解放战争,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最终安居北京。周碧泉,蒋山关塘坳人,除了上过井冈山,参加过长征外,还曾远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邱载岳是我的堂叔祖,毕业于黄埔八期,曾受命阻击日军,行程数万里,转战全国各地……想起他们三人走过的路,我常常为蒋山感到高兴。作为蒋山人的一员,他们将蒋山的触须延伸到了遥远的地方。一个大山窝里的小村庄,能在七八十年前就与大都市甚至是外国发生直接关联,真的非常难得。我不知道他们远在莫斯科、平壤、台北时,是否会想起连云山中的蒋山村,在他们的心底,村庄的半径是否纵横万里?
不管初衷如何,走出去的一代又一代蒋山人,确实是延展了村庄的广度、厚度和深度。在村庄里,大家熟知很多外村人深感陌生的东西。比如莫斯科的气候和伏特加的特性,蒋山人谁都能道说一二,原因是周碧泉曾在那里生活了七八年;比如洞庭湖的各种船舶,蒋山人总是讲得头头是道,原因是蒋山人在那修了多年码头;比如深圳盐田港的弯弯窍窍,蒋山人全都清清楚楚,原因是很多蒋山人扎堆在这里开半挂车;比如北京四合院的构造与价位,蒋山人往往说得八九不离十,原因是多个蒋山装修队在这专事仿古装饰……这些知识和信息的来源,无一不与外出的蒋山人有关。他们不停地行走,一方面拉长了自己的生活半径,另一方面也扩大了村庄的文化半径。
我又想起了曾祖母。她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庄,也没有读过书,但奇怪的是,她在村庄里却有着至高无上的威信。很多人来找她拿主意、断是非,甚至挨打的女人还把我家当作避难所,因为只需一只脚踏入了我家地坪,打人者就不敢再动手了,否则老人家会大发脾气。我起先以为是因为她年纪大,别人尊重她,后来才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更重要的原因,是她比村庄里的任何人都懂得多,比一般人更明事理。原来每一个蒋山人出远门回来,必定会第一时间来看望她,详细向她报告所见所闻。她也总是充满兴趣地问这问那,不露痕迹地引导对方讲出她想知道的事情,并默默地在心中进行横向的对比。这些人似乎就是她的眼睛和腿脚,或者说是她派出的使者,他们到达的地方,她也一个不落地间接到达了。这样长年累月地叠加,她的识见自然就远远超过了别人。我的曾祖母,是村庄里走得最慢最慢的人,但她这一生,却又走得很远很远。她的认知半径,远远不止六百米——比生活半径更加宽广的,是一个人的文化半径。
远行的蒋山人,将村庄的半径越拉越长,也让自己的人生变得精彩和丰富。最近几十年来,村庄里一直英才辈出,弦歌不绝。读书的,从政的,经商的,习武的,写作的,都各有代表,且多是行业翘楚。这些人如今大多离开了村庄,有的在岳阳,有的在长沙,有的在宁波,有的在深圳,有的在上海,有的在北京,还有的在国外。他们与村庄的距离,少则几百公里,多则几千上万公里。他们的命运,完全有别于困守在村庄里的人;他们的人生,就像他们走过的路程一样宽阔。无数的事实让蒋山人越来越相信行走。他们觉得生活在远方,前程在远方,事业在远方。一个人是否成功,与他离开故乡的半径大有关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成为他们的共识。即使不会读书,那也要让生活的半径尽可能地拉长,只有这样,才可能让人生的半径足够长。
这些“走袁州”的蒋山人后代,从20世纪80年代末结伴到长沙贩菜开始,不断往外行走,而且越走越远。二三十年过去了,如今村庄里的青壮年大都出去了。但不管走多远,也不管站多高,蒋山人始终记着连云山里的这个山沟沟。没有一个人能走出对村庄的爱与牵挂,也没有一个人能挣脱村庄的文化牵引。无论生活在哪个城市的蒋山人,做起菜来肯定是蒋山味道,说起梦话肯定是蒋山方言,想起事情肯定是蒋山逻辑。而且走得越远,离开越久,内心与蒋山也就贴得越近。一个村庄的精神半径,真的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与长度。
周碧泉十几岁时离开村庄,此后几十年一直没有回过家,但无论是在延安还是在莫斯科,他的心里都有蒋山的位置。20世纪70年代末,年近七旬的他终于止不住对蒋山的牵挂,毅然辞去要职,回到老家。这位俄语讲得顶呱呱的老革命,回来后讲的却依然是一口地道的蒋山腔。他在关塘坳又生活了三年多才去世。父亲曾多次带我去拜访过他,他给我们泡蒋山人爱喝的烟茶,给我的口袋里塞满壳上带泥的花生。我感觉他就是一个慈祥的蒋山老头,根本看不出胸有百万兵甲,腹有万卷诗书。他的所有传奇,都悄无声息地消融在一个村庄的习俗中。
邱载岳最后也回到了村庄。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隔着海峡遥望家乡多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策刚一松动,他就迫不及待地赶回来了。乡亲们抬着轿子到邻村塔坳的马路边去接他,年近八十的他却坚决不肯坐,坚持要步行数华里进村。他这是对乡亲的尊重,也是对家乡的敬畏。他进家门的第一件事,就是跪到祖厅的神龛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表达自己对祖先的怀念和愧疚。他后来定居蒋山,又生活了二十多年,直到102岁才去世。这二十多年里,他几乎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村庄,死后就葬在他亲自选定的墓地里,永远关注着他热爱的土地。一个曾经远离村庄千万里的人,最后终于与村庄寸步不离,融为一体,成为它最坚贞的守护者。在他的心里,村庄的半径到底是无限长,还是无限短?
我自己在蒋山只生活了十多年,如今虽然离开已三十余年了,但闭上眼睛,这里的山水田园,草本木本,却依然清晰如昨。我去过全村的每一个屋场,走过全村的每一条道路,尤其对牛角冲,更是熟悉得像自己的老屋。哪里有一口水井,哪里有一方池塘,哪里有一棵古树,哪里有一株老藤,我全都清清楚楚。在贫穷的少年时代,牛角冲是我唯一的舞台,是我的整个世界。现在我人到中年,父母也已离开人世,平时没事很少回到这里。但我的内心,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它。在我的心底,长年隐藏着一条秘密的通道,每当在城里感到疲惫和厌弃时,我就通过这秘道随时潜回故乡。这些年来,我所写的小说,常用牛角冲这个地名当作一切故事的生发地;我的文字,更是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蒋山气息;村庄里真真假假的事情,被我传播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没想到,历经数十年,我最初生活的村庄,又成了我最后的精神慰藉;这个半径六百米的地方,依然是我的整个世界。我不知道,对于我来说,村庄的半径到底是变长了,还是变短了。
每到过年过节时,天南海北的蒋山人都会开着车匆匆忙忙赶回家。进村的水泥道路上,常常挤满了各种牌照的各色车辆。我想,车上的人都和我一样,没几个能说得清村庄的半径。因为每个人里程表上的数据,都不相同;心里的路程,更不相同。
一个村庄的半径有多长?这真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它的地理半径也许相对固定,但生活半径却因人而异,千差万别,并随时发生变化,至于文化半径、人生半径和精神半径,则根本无法用尺子去丈量。我想只有等到我终老的那一天,生命才会帮我交出准确的答卷。也许是六百米,也许是六万里。数据的大小,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追求与造化。
丘脊梁,男,1974年生于湖南平江。中国作协会员。出版小说集《沿着一条河流回家》《地下的辉煌》,散文集《锋利的预言》《一条河流的走向》《深埋的竹笋在唱歌》等。曾获湘江散文奖、梁斌小说奖等。现供职于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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