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唐代史学家。永隆年间（680年）以弱冠举进士，历任着作佐郎、中书舍人、着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国史二十馀年。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从事私人修史工作。开元九年，六十岁时因营救长子犯罪流配一事而被唐玄宗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不久去世。有《史通》传世，对中国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评，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杂说》等篇本是读史札记﹐涉及到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唐人徐坚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明﹑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释﹑评﹑续者往往有之﹐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它是8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也是有缺点的。它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书的批评亦往往失于偏颇。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章学诚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章学诚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通志》是宋代继《资治通鉴》后又一重要成果。这部书继承了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通史体例，编纂上起三皇，下迄隋唐，包容了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礼乐刑政、氏族都邑、文字音韵、金石图谱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
《通志》的编撰《通志》200卷，500多万字，全出于一人之手。书成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历时30余载，尽作者毕生心血。这个人便是南宋初的郑樵。
郑樵（1104- 1162年），字渔仲，自号溪西遗民。福建兴化军兴化县（今福建莆田县）人。因久居家乡夹漈山上，人称夹漈先生。郑樵生活在宋朝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二十三四岁时，经历了北宋汴京沦陷，徽宗、钦宗被浮，宋室南迁的时局动荡。当时，他曾与从兄一起致书南宋官员自荐，要求 使樵直史苑，则地下无冤人 ，未得推荐，便埋头著书，以学报国。晚年，因《通志》完成，朝廷任他为枢密院编修。然而未满1年即病逝，终年59岁。
《通志》的史学价值
《通志》成书后，虽得到皇家收藏，但由于大部分内容是以往史书的重述，被不少史家认为史料价值不大。随着时间推移和人们视野的开阔，《通志》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清代学者章学诚称郑樵是 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因而他给予《通志》高度评价： 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载，终为不朽之业矣！《通志》的价值，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史学思想和编纂学特点。
郑樵的史学思想，并未留下史论专著的系统阐述，但从《通志》做书风格、内容剪裁以及序言说明中，可以看出他的治学精神和历史观点，这就是：主张实学。这与反对空言密切相关。当时的社会思潮，理学已达登峰造极，同时，空发议论、任情褒贬的风气也渐渐流行。不少思想家、史学家对此多有不满。如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矛头直指理学的空谈弱点；李心传、李焘从司马光编年体修史，也都提倡据实直录。而强调实学作风，并贯穿于行动者，在南宋学界，郑樵十分突出。他的实学思想，大致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反对空言著述。郑樵研读各类书籍，认为《史记》会通古今，为人们提供了治国安邦的事实参考，是一部 使百代之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的重要著作；《论语》则是一部 空言著书 的著作，对后世学风产生了不良影响。因而，他非常重视史著，把历史记载看成是 国之大典 ，强调治史必须重视典章制度，做到 详文该事 ，而不可 相尚于言语 。因此他批评当时的浮夸学风，认为： 后人学术难及，大概有二：一者义理之学，二者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彩。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 他讥讽这种学风 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飱，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 。可以看出，他的实学主张首先是与空言义理相对立的。
《通志》的编纂学特点，与郑樵的史学思想一样，有其与众不同的鲜明之处。
首先，改造史志，丰富史书内容。这一点与郑樵的 会通 思想相一致。《通志》20略，在内容涵盖面上、写作详略度上，对旧志均有创新和发展。其次，统一体例，补正旧史。《通志》中的纪传，录用了15部正史的内容，却并非全文照抄，而是综合改编，服从统一体例编排，使篇目整齐一致。又删繁补缺，删去带贬义的传目，如《贼臣传》、《索虏传》、《僭伪传》等，增补有政治作为的人物传和所缺表志谱系等。
再次，区分类例，考鉴源流。《通志》包容了比旧史多得多的内容，又做到了庞而不杂，关键在于细心的分门别类，分述本源。20略犹为突出，各略中的门类区分明确，井然有序，互不重叠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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