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能性不小，因为三星堆遗址和已经所谓的夏朝遗迹二里头遗址有着太多的相似点了，简直就像是一个政权下的时代产物。
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发现，古蜀国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所出土的大量文物（包括陶器和青铜器）都跟目前公认的夏代晚期遗址二里头有非常多的相似性。
陶器最能体现一个地区人们日常生活的概况。而作为三星堆和二里头都使用一种叫做陶盉（hé）的陶器。三条腿，手叉腰，顶上半开，插一个短小的管状流；风格上也很相近，都很瘦高（当时其他地区还流行一种土肥圆的陶盉），细长腿、束腰，鋬像宽面条一样而且很长等等。
二里头有一种典型青铜器叫做嵌绿松石青铜牌，而三星堆也出土了嵌绿松石青铜牌，二里头发现了3件，三星堆遗址发现了3件，造型都极为类似。
在古蜀国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玉钺，其顶部刻有精致的兽面纹，而此纹样居然和二里头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上的兽面纹极为类似。
此外，在二里头牙璋是非常重要的礼器，而在三星堆同样出土了不少牙璋，而且造型基本一致。
建立三星堆文明的古蜀国人本来就是从西北地区迁徙到今天的四川地区的。迁徙路线为先从西北地区南下，通过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脉进入成都平原，最终建立古蜀国。在夏代和西周时期，古蜀国都和中原政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周人的伐商联盟就是以西部的亲缘部族为主，其中就有古蜀国。
在《尚书·禹贡》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夏人与古蜀国联系密切。
《禹贡》展现了夏王朝丰富的金属矿冶知识，其中一个让人惊讶的点是虽然整本《禹贡》都是以陶寺遗址所在的山西南部来叙述，但是作者居然对四川西北的岷山有详细的了解，而且对四川所在的梁州居然是以岷山为中心的进行空间定义，这与后代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视角有显著不同。
这反映的其实是夏人是以西北部的岷山地区保持与古蜀国的亲密关系的。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在尧舜禹时代山西、陕北这两个夏人所在的核心区与川西和甘青的往来，其规模与紧密程度都要超过后来的商代和周代。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禹贡》是一部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学者邵望平经过长期的研究后指出《禹贡》保留了大量上古时代的讯息，该书很可能是龙山时代，也就是尧舜禹时代的作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李旻教授也认同这个观点。
他曾指出《尚书·禹贡》篇是传颂大禹最具影响力的传世文献。它清楚地定义了禹迹世界的范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一个需要步行历时数月才能横跨的地理空间。在这个想象的文明空间中，《禹贡》的核心使命——导山导水、划分州域、描述地理、土壤分类、田地定级、列举纳贡的物品和路线等内容都凸显出宗教权威与政治理想的紧密结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古蜀国三星堆文明和夏王朝不论在出土文物层面还是历史文献记载方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