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科举”是以考试为契机的人才选拔制度，其中唐宋时期是科举制度完备的时期，对后世以及近代中国的科技进步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汉代的选举制度创造了读书人垄断政府官员的权力，此后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的政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垄断政治权力之肇端。由于可以垄断权力，人们开始读书，做知识分子。唐代的科举制度只是改变录取的形式罢了，之后科举考试内容不断调整，更是录取形式不变下的规则微调，于政权为知识分子所垄断的现实根本没有造成影响。
科举制度的演变
我国于唐代开始了科举取士制度，但绝对不是知识分子垄断政权之开始。科举本身也在发展之中经过若干阶段之演变，但在所有的演变之中，宋朝由改考《经》、《义》且一考定终身对后世影响最大，其次明代八股文的出现也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维创造性。凭事实讲，科举制度的本质在于开放政权，但绝对不是对所有人开放，仅仅针对知识分子，要想做官必须成为知识分子，要成为知识分子必须先读书，而读书只是做官的必要条件，结果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汉代的选举，是在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而唐代通过考试制度公开竞选是在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开放范围，比汉代更广大，更自由。所以就开放政权这一点论，唐代的政治比以前进步了，但也不是说唐代的科举制度就完美无缺。例如唐代前后三百年，因政权开放，参加考试者越来越多，于是政府中遂设有员外官、候补官，当时有所谓“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之说，这是当时政权开放中的大弊。以后历朝历代弊端依然。然而更大的弊端在于考试内容的逐步变化，而考试内容的变化可以说是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变化的产物，唐宋科举制度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参与科举考试的人员不同。唐代门第势力旺盛，由于印刷术还未问世，购书、藏书、读书需要巨大的财富，所以应试的许多是门第子弟。门第子弟在家庭中有家教熏染，并很早就懂得许多政治掌故，一旦从政，比较有从政的经验。而到了宋代，除吕家和宋家等少数几个家庭之外，门第传统全消失了。由于印刷术的出现，读书费用大大降低，有所谓的农家子弟、白屋书生、偏远的考童骤然中试，走入仕途，对实际政治生活不免生疏。
考试制度的不同。唐代考试，有公卷、通榜之制。所谓公卷，是由考生把不限题材的平日诗文成绩呈送上去，送有大学问德高望重者阅读。此等老一辈，看了考生平日作品，先为之评价，所以在未考之前，早已有许多知名之士，获得了客观的地位。通榜是考后出榜，即根据社会和政府先辈舆论，来选拔知名之士，却不专凭考试之一日短长。但有些人便借此制度之宽作弊，于是政府不免要防弊而把制度严密化，此乃一切制度皆然。但制度逐步严密化，有时反而失却其本义，而专在防弊上做文章，比如宋朝的考试制度，比唐代严格多了，那时就有糊名之制度问世，所凭真实考试成绩。其实考试之成绩，只是一日之长短，这样考试防治虽然严密了，有时反而得不到真才。考试制度在宋代是更重要了，更严密了，但并非更有效率。以致后来对于科举考试，朝廷也不因广大考生应“圣贤”之试而信其贤，把科场防避之制设计得如同防范狱中之囚：“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更有“巡绰监门，搜捡怀挟”，“试官入院，辄封钥门户”。
及第者历练过程不同。唐代考试在礼部，分发任用在吏部。礼部及第未必即获任用，因而仍多经各衙实习，在幕府作幕吏，而借此对政事先有一番了解。宋代则因为经历五代长期黑暗，人人不喜欢读书，又因宋太祖赵匡胤尊重知识分子，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即得美仕，因此反而没有唐代般还能保留两汉以来一切切实历练之遗风美意。这些都是宋代考试制度的缺点。
考试内容不同。自晚唐以来，又因为知识分子人人学诗赋，如杜牧的《赠别》：“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柳永的《离别难》：“花谢水流倏忽，嗟年少光阴。有天然、蕙质兰心。美韶容、何啻值千金”。如果政府物色的人才都钻研这样的风花雪月知识，显然担任官员不是妥当的办法。因此有必要规范知识分子的学习方向，进行改革。但改革后却得不偿失，作为考试大纲的《四书》、《五经》反而不如考诗赋。王安石因此叹息，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转秀才为学究”。
录取标准不同。因为应考的人太多，录取的标准成了问题。唐代考试，一定要考律诗，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限定字句、平平仄仄、对的工整，一字不合法度就不录取，标准具体而客观。宋代不考诗赋改考经义、仁义道德，大家一样的会说，谁好谁坏，很难辨。所以演变到明代，又在经义中渐渐演变出一定格式来，这就是八股格式，违反了这个格式就不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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