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
三省六部制是如何分割宰相权力的？
唐代分为三省六部制，三省为“
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六部为“吏、户、礼、兵、邢、工”六部。其中中书省掌管吏部和户部，尚书省掌管礼部和兵部，门下省掌管刑部和工部，三省之间权利相互分工又相互制衡，也大大加强了
中央集权对地方的监管。
唐代的宰相制度，表现为“三省鼎建，其长为相”的局面。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分别为最高“出令”机关、“审校”机关和“执行”机关。至此，宰相之权，即国家行政权，已被分成三分。
今日吾人谓
三权分立，指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各不相统，互为制衡；而每种权力内部，则应设置惟一的领袖，以处置内外事宜。若单项权力并不能定于一尊，则此一权力的行使效率及与其他权力的制衡关系，便难以保障。因此，较诸汉代，唐代相权大大萎缩了。
但是，专制政治亦存在一个“内在理路”，那就是，不管制度如何设计，总得有一个人或一种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施专制；虽然偶尔会出现权力真空，但很快便会有填补真空的人或势力。当相权尚能获得皇帝尊重和理解的时候，这个专制者一定是皇帝（宰相辅之），这种势力一定是皇室（政府副之）；一旦相权被防范制约，则皇帝稍有不慎，或其能力稍有不副，则不必有政变发生，实际专制之权亦将别有所属。
唐代便出现了制度外的权势集团，搅得天下大乱，这就是翰林院的学士和内侍省的宦官。这两个集团，都是
唐代皇帝有意扶植用以压制宰相者，只是，事态的发展明显违背皇帝们的意愿，甚而愈演愈烈，最终断送了李家的天下。
学士，即
翰林院学士，本为文学侍从之臣，不过是皇帝的“私人”，并无资格参与“公事”。但是，皇帝跟他们厮混久了，甚觉投契，以至“事无大小，皆咨之”，于是，学士中承风旨、善应对者，俨然号为“内相”。宰相之事，何分内外？今既有所谓“内相”者，则外边那几个宰相，岂不就变成假的了？
宦官就更了不得了。初期，
高力士、李辅国之徒，犹不过渐夺宰相之权，如辅国对
肃宗说：
“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
《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
後期，宦官则不仅“相人之国”，甚而凌轹皇室，动辄举行“废立”之事。如刘季述囚禁
唐昭宗，一边挥舞马鞭，一边历数他的“罪状”，说：“某时某事，你不从我言，其罪一也”；云云（《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恭传》）。据统计，穆宗以後的八个皇帝，其中七个都由宦官拥立。
宦官同
翰林学士一样，也是皇帝的“私人”；皇帝不放心宰相，遂以学士、宦官参与政治公务，借此作为制衡，然则，“宰相之外复有宰相，三省之外复有一省矣”。只是，皇帝在汲汲于制约三省、宰相的时候，却忘了翰林院、内侍省也需要监管，学士、宦官之权也不能缺乏制衡。
当然，一开始，皇帝认为自己可以起到监管、制衡的作用；“私人”，不就是奴仆走狗，让它咬谁它就咬谁？但是，他却不知道，皇帝之所以为皇帝，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有“私”，即算有“私”，也只能是“大私”。
黄宗羲尝发挥其义，云：
“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皇帝的“大私”，就是努力保住一家一姓的江山。要保住一家一姓的江山，则须尽量让天下之是非黑白不致淆乱。欲明辨是非，则须谨慎小心，首先让自己远离是非；欲明辨黑白，则须擦亮眼睛，提高对灰度的敏感。只有超然于具体政治以外，皇帝才能对具体政治做出尽量正确的——或曰私心最小的裁答，才能尽量做到“天下之大公”。
“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如此设计，正是为了让皇帝不必承担政治上的实际责任，正是为了让皇帝在远离是非之处对是非进行判断。倘若作皇帝的人不明此意，斤斤计较于宰相处理具体事务的权限大小，遂削割侵夺，终至取而代之——以学士、宦官等“私人”作为代理人接管宰相之权；这等于是放着皇帝的美差不干，却抢着去干那脏活累活。而此种脏活累活，非宰相级专业人士不可胜任。帝王虽尊贵，究嫌缺少专业训练，故虽焦头烂额，终于一筹莫展，甚至国破家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