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在多数情况下，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爹叫儿子是可以的，但也只是私底下，儿子成年有字后，父亲在有旁人在或者私底下也应当称呼儿子的字，师长叫已经成年的学生也会称呼对方的“字”，这是对其人格的尊重。而皇帝对于群臣，除了元清两朝之外，皇帝是不可以当面直呼臣子之名的，
宋明这两代的臣子甚至会因此对皇帝当场质问、破口，而元清两代，胡人只有姓名而无字，臣子的地位也不像汉人——元朝皇帝对待蒙古大臣如同袍泽酋长、
清朝皇帝对待满蒙大臣如同奴仆，都都只能称呼其名，即使是这样，元清两朝君王对于有地位有身份的汉臣，也是称“爱卿”、“先生”的。当然，元清君王对于一般汉臣，皆直呼其名，不过，夷狄胡虏，本无文化，也不能强求。
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这里暂时不说。
古代直称姓名大致有三种情况：
(1)自称姓名或名。如“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庐陵
文天祥自序其诗”。
(2)用于作传或旁介。如“遂与
鲁肃俱诣
孙权”，“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
(3)称所厌恶、所轻视的人。如“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
直呼其名的情况，除了以上三种——自称、作传和极端厌恶之外，事实上，除了爹叫儿子一般很少有例外，个别也有，比如
严嵩称其子
严世蕃为“东楼”，东楼是严世蕃的号，这很罕见，足见严嵩对这个儿子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