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地理的变迁上看，刘备比刘邦难得多，并不是刘备不如刘邦，而是刘备所处时代的战略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单从二人占据的地理位置和所取得的成果来判定差距，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之所以会将刘备和刘邦放在一起比较，主要是因为二人都在一定时期内带上了“汉中王”的帽子，并都是以巴蜀、汉中为根基。除了这些，恐怕也没有什么能够将二者联系到一起。所以这个比较就需要从战略地理变迁入手，分析二者所处时代的不同特点。
刘邦的战略模式与成功的原因
刘备和刘邦的前半生都在颠沛流离中渡过，论行军打仗，二者都没有什么拿的出手的战绩。刘邦顺应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浪潮，在反秦斗争中壮大了实力，趁着项羽与秦军鏖战的机会，进入关中，接受了子婴的投降。按照“先入关中者王”的约定，刘邦应该被封到关中，可项羽在分封上明显打压了刘邦，将他赶到了巴蜀。
在谋士张良的谋划下，刘邦再次找到鸿门宴上帮助过自己的项伯，此时的刘邦已与项伯成了儿女亲家，无论如何都会帮忙说上一番好话。这次请求项伯帮忙，主要是为了说服项羽将汉中之地分封给刘邦。按照张良规划的战略，是想通过巴蜀、汉中立足，伺机夺取关中，达到秦国当年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姿态为何如此吸引张良呢？
这个战略姿态的核心不是巴蜀与汉中，而是关中地区。从春秋战国到秦扫六合的数百年间，我国总体上呈现了东西两大核心区域，一个是中原，另一个就是关中，这就是黄河流域鼎盛时期的两大战略中心。
这两大中心区域都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粮食就是古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粮食就有了聚居的人口，税收、募兵也就有了保障，这是文明起源的地方，也是文明发达的地方。
与中原地区相比，关中没有便利的交通，却拥有中原不具备的封闭式结构。它被称为是四塞之地，四面环山，以函谷关、武关、大散关、萧关四大险关要隘组成天然的防御体系。所以关中平原要比中原、华北平原拥有更稳定的农业发展环境。
在此之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两个比较特别的区域，一是楚国所占据的江淮地区，另一个就是四川地区。江淮地区以水系编制成了稳定的产量基地，在一定时期内，繁荣程度不亚于关中和中原；四川地区则因较晚进入文明视野，并不被重视，常被看做是教化之外的地区，但巴蜀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封闭独立的结构，四川盆地同样是天然的优质产粮区。
秦国发展的奠基人应当是秦穆公，在他执政时期，秦国彻底制霸了关中地区，这是秦国能够入列强国的资本。但关中地区的局限性并不足以支撑秦国向东称霸，所以秦国需要汲取更多的养分，用以支撑它东出的野心，这个养分的供给就来源于汉中与四川。
汉中在春秋时期叫南郑，在蜀人控制之中，秦与蜀围绕此地不断发生战争，期间易手数次。公元前387年，秦国借商鞅变法的东风，出兵攻灭了蜀地，将汉中地区牢牢控制住，并以南郑为中心，在方圆六百里内划地设立汉中郡。随着巴地再被秦国吞并，就形成了四川、汉中、关中连成一片的格局。
“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战国策·卷三》
四川、汉中、关中这三个区域，在分离状态下只是能够独善其身，但如果结合到一起，就形成一个规模庞大，整体封闭，内部互通的战略综合体。
从防御上看，巴蜀地区与东部的交流几乎是隔绝的，它只能通过汉中交接关中。传说古蜀国的国王鳖灵曾经是楚国人，有一天不慎落入长江后，并没有顺流而下，而是逆流而上，一直冲到郫（成都），而且被打捞起来后还能复活过来，这才打通了楚国与巴蜀的联系。由这种神话故事可见，当时的航行技术下，外界很难通过水路进入巴蜀地区，只能通过这样的传说寄托对巴蜀的向往与好奇。巴蜀与关中连接后，只是作为关中政权的附属地区，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和资源，而且不用担心来自东方的压力。
关中地区的四塞地形，更是成为关东诸侯难以逾越的险关要隘。春秋时期，楚国为了答谢秦国的出兵援助，将秦岭南麓的商於六百里战略要地割给了秦国，秦国在此修建起武关，沿着伏牛山脊立起了南阳长城，隔绝了由南阳盆地进入关中的路线。秦国在丹阳、蓝田之战后，从楚国手中获取了上庸地区，至此，汉中全境尽归秦国，楚国便无法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
从进攻上看，关中政权从汉中、四川汲取大量资源以后，就有了东出的资本。而我国地貌的整体走势是西高东低，关中政权打击东部平原地区时，是一直保持着俯冲的姿态，这在冷兵器时代是尤为重要的。而秦国占领上庸后，则打通了汉水流域与长江流域，两条水路都为汉中、四川向东进军提供了基础。所以当四川与汉中、关中连成一片时，中原和江淮的政权如果不形成团结的整体，是无法与之抗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