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在创作上最注重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大家都会唱的《卖报歌》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那是在1933年的秋天的一个傍晚,他约朋友周伯勋出去走走,他边走边对朋友说:这条路上有一位卖报的小姑娘,卖报时喊的名字很动听,想让周伯勋也听一听。当他们走到吕班路 (现在的上海重庆南路)口时,果然看到了一小姑娘走来走去,匆忙地卖着晚报,她声音清脆、响亮、有顺序地叫卖着报名和价钱。聂耳走过去买了几份报,同时跟她聊了起来,知道她父亲有病,家庭生活困难。在回家的路上聂耳沉重地说:“很想把卖报儿童的悲惨生活写出来,要请田汉或者安娥写词”。
过了几天,安娥把词写好了,聂耳找到了那位小姑娘,把歌词念给她听,然后问她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小姑娘想了一下说:“都挺好,但如果能把铜板儿能买几份报的话也写在里边,我就可以边唱边卖了。”聂耳回去立即和安娥商量,在歌词中添上了“七个铜板能买两份报”的句子。后来那位小姑娘真的一边唱一边卖,她的歌声使她的生意也好了起来。现在聂耳早已去世了,但那位小姑娘还活着,已成为白发斑斑的老人了。人总是要死的,但聂耳的《卖报歌》将长存于世。
聂耳的哥哥聂叙伦告诉我一段关于聂耳的往事。
那是一九二五年的年初,孔庙通知求实小学必需暂时搬出去,因为大殿需要维修。他们还答应大殿维修完毕,学校可以搬回去重新开学。校方信以为真,就借了一所空房子作为临时校舍。一个月后,庙修好了,但是孔庙方面却食了言,他们拒绝学校回庙里重新开课。经校方再三交涉仍无果,学校面临着关闭的危机。
苏校长将一百多名学生招集在孔庙旁的一条小路上,向大家诉说了目前的困境。以学生会会长聂耳为首的学生们决定和校方站在一起,争取重新回到大殿上课。学生代表不仅与孔庙交涉,还直接向昆明市教育局的有关部门请愿。但是教育局只维护孔庙方面的利益,完全无视学生的要求。
碰了壁的聂耳和同学们又想出一个新的对策,每五、六个同学组成一个小组,分头到街上去动员市民。他们来到圆通寺,翠湖公园等那些人流量大的地方,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市民。没有地方上课的学生每天一大早就站在街头做宣传,以争取市民的支持。苏校长大力支持同学们的行动,老师们更是加入到了同学们的行列中去。师生们决定将这样的宣传活动长期化,直到达到目的为止。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他们。一个月后,孔庙怕把事情闹大,终于不得不同意让求实小学重新搬回大殿去上课。聂耳他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复课后不久,学校发了一张奖状给聂耳,以表彰他品学兼优以及在这次斗争中所起到的带头作用。这是聂耳平生所获得的第一张奖状。
艰难玉成的音乐启蒙经历
一九二二年春天,聂耳以优秀的成绩结束了初小的四年即将进入高小。但是他遇到了难题,学校规定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加入童子军。加入童子军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准备制服、腰带等一整套的东西。聂耳想到母亲终日操劳和家里拮据的经济条件,所有一直没有加入。但是校方要求进入高小的学生必须都是童子军,否则只能转到私立的求实小学去。母亲大病初愈,聂耳是无论如何不能再开口要钱了。
没有办法,聂耳只好转到求实小学去。学校根据聂耳的成绩并考虑到他家的经济情况,给他提供了一部分补助以减轻学杂费所带来的负担。聂叙伦也在那里上学,从家到学校的距离倒是比师范附小近得多。
由苏鸿纲校长创办的求实小学因为没有资金造校舍,所以只能借在孔庙里上课。由于场地狭小,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大概是三十个学生左右。苏校长认为虽然学校设施简陋,但是,“艰难玉成”,学生多经历一些曲折和磨难反而能够锻炼得更加出色。学校上下彻底贯彻苏校长的这一教育方针,因此求实小学的校风之佳远近闻名。同时,学校也很注重对学生进行包括音乐在内的多方面的情操教育。音乐方面,除了传统的民族乐器外,还弹奏风琴等西洋乐器。老师们很热心,放学后还指导学生练习乐器。求实小学以音乐教学出名,这对喜爱音乐的聂耳来说可真是因祸得福,求之不得的了。
参考资料:http://www.gjxxx.com/jxzy/kjml/qt/yy/guoge/LieEr/html/new_page_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