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存在着洪、涝水灾频繁发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历史上许多河流都发生过大灾害，造成重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由于水灾频繁发生，损失重大，而且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损失也加大，因此在我国的水利国策的制定中需要特别重视洪、涝水灾的防治，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2）如果单纯从技术出发，防灾可以达到高得多的标准。但由于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制约，防灾标准不可能一次提得很高，只能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提高。所以防洪、涝水灾的工作必然是长期的。随着经济的增长必须不断地向水利建设作新的投入，使防灾标准得以相应地不断提高。因为防灾标准初时不允许达到很高，所以出现超标准水灾的机遇起初也比较高。对超标准水灾应制定应急措施，以尽可能减轻灾害损失。
（3）应加强流域治理决策体制，以便及时协调各方要求，作出决策。流域治理必须在统一规划、统一调度下进行。应强调团结治水和顾全大局，以保证治理工程的实施不受贻误。议论未定，水已成灾的局面再也不应重演。
（4）大江大河的治理对策是蓄泄排三者兼筹。既要建设水库、调节供水和拦蓄部分泥沙，还要保护湖泊调节洪水，也要加固和加高下游堤防和适当安排一些行、蓄洪区以利泄洪。为此，有时还要增辟分洪河道和排洪入海河道。在堤外低洼农田和城镇应建置排涝设施。清障也是江河防洪的重要工作。对侵占河道的工程，审批必须十分审慎，以免影响防洪以至航运大局。在江河的治理中也应与环境部门协作消除某些环境的不利影响，如对大城市的污水应要求处理后方得排入江河。我国自1984年至1995年河流污染长度已增加1倍以上，值得高度警惕，加紧防治。
（5）我国有易涝耕地约3．6亿亩。过去主要从防灾观点出发，鉴于涝灾成灾较慢，危害较小，所以防涝标准一般都在五年一遇以下。但如考虑人口增长形势还很严峻，耕地不足而农业又要求上一个新台阶，则这3．6亿亩便蕴藏着很大的潜力。假设能将其中的2．0亿亩防涝标准提高并因此而挽回一季收成，若单产按250kg计，其总收获就可能达到近500亿kg。易涝土地大部分是肥沃的冲积土，一般也不缺水。改造易涝田的费用可能低于远程引水灌溉，而且除减少塌房等损失外，还可能改善环境。涝情在洪季最严重，这时正是各种水电供应较充分的时候，可用于电动抽排。仅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即有易涝耕地约6，500万亩，应对排涝作慎重规划。
（6）在太湖的治理中也应蓄泄排兼筹，要限制盲目围湖和减少入湖泥沙，以保持湖泊容积，必要时还可加高加固围堤以增加湖泊蓄量。由于蓄量毕竟有限，所以湖泊必须有足够的泄水能力，以便排泄超限洪水。湖泊周围的低洼地区，包括圩垸，应有一定的排涝能力。污染问题在湖泊治理中往往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应结合污染，和湖泊的水沙运动建立数学模型，以便对湖泊的治理进行定量研究。
（7）黄河总的说是水少沙多，下游由于泥沙堆积已成地上河，治理极为复杂。加以上游水多沙少而中游以远则水少沙多并有高含沙量水流形成；上、下游水库运用方式也不一致，更增加了冲淤现象的复杂性。建国以来，在黄河整治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和研究，取得了40多年安渡伏秋大汛的重大成就。但鉴于黄河的重要性和有关泥沙问题的复杂性，为了继续确保安全，对治黄研究还需要给予进一步的大力支持，妥筹治理黄河下游泥沙淤积的对策。
（8）水土保持在河流减沙方面能起重要作用，在减少支流洪峰、增加枯水量方面也有显著影响。搞好水土保持对防治水灾是有利的，对改善环境更有深远意义。这些都有利于发展当地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因为水十保持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生效，而且有不少地方表土已剩下不多，所以必须及早抓紧进行。水土保持工作需要恢复植被，建设基本农田，修建梯田和淤地坝；要求采矿工妥善堆放弃碴；林业禁止滥伐乱砍，破坏生态；修路尽量不破坏植被和不乱堆渣；还要解决一部分农村生活能源问题，继续强化生育控制以缓和人与林草争地。所以需要社会重视，包括水利、农林、交通、矿山、铁路、能源、民政等部门的共同关注和努力。
（9）城市往往是经济、政治、交通和文化的中心，对防洪、涝有较高要求，在制定城市规划时应充分考虑防洪涝问题，以减少损大。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程度迅速提高，增强城市防洪、涝意识尤为重要。应尽可能保存城市现有的大小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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