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近代文体革命的实质及其历史意义
http://www.69fw.com 发表时间：2009年01月01日 来源：网络
春秋战国之际有一次文化下移，即从贵族的世袭官学下移到下层实际执事的士。近代由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兴起，需要广泛的民众思想文化启蒙，这必然要打破封建时代士农工商四民的格局，冲破只有士才掌握文化的鸿沟，使文化向更广大的范围内普及。这一过程伴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达到了高潮。
梁启超大呼“改良群治”，“新民”（《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严复也说“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原强》修订稿），于是以向广大民众普及文化为轴心强调文体通俗化的主张日益高涨，有力地促进了文学语言由文言向白话转化的伟大历史行程。
在我国诗、词、文、赋的雅文学传统中，长久以来“语”与“文”是脱离的。以唐宋古文与宋人语录相对照，就可以感受到二者之间的距离。雅文学观念排斥以口语为文，语录不被视为文，桐城派古文家还明确提出不可以语录入古文。至于俗文学，诸如宋元话本、明清长短篇小说以及说唱文学等，一直在市民社会中发展，作者也不被视为文人。直至产生于近代的小说
《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仍然如此。所以所谓近代文学语言的变革，主要是在文章领域即过去被视为“雅文学”领域里发生的变革。这个变革本身不是近代文学性质的标志，古语文学也可以反映近代性内容；也不是西学送来的体式，文言与白话都是中国自己的民族语言形式，它是中国自身文学语言形式的一次历史性的革命。
近代文体改革是伴随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启蒙运动而逐渐展开的。思想启蒙任务没有被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近代的作家也没有表现出自觉要求变革的意向。近代文学的开山龚自珍，曾经提出文学语言不必避俗语，但那主要还是服务于“万事之波澜，文章天然好”（《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其十二）的原则，重点在强调自由抒写，达到天然的境界，仍然属于古典美学中追求表现自然的范畴，与提倡为广大民众所能接受和欣赏的通俗化的文学不可同日而语。所以，龚自珍的诗歌还是古体，文章也还是文言，但这并不妨碍他表现反对束缚、张扬个性的属于近代性质的内容。
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黄遵宪，便不同了。如果说他在同治七年（1868）写的
《杂感》诗，提出“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人境庐诗草》卷一）的提炼流俗语入诗的主张，还与龚自珍相近的话，那么，他在光绪十三年（1887）所撰的
《日本国志》中提出言、文合一的主张，便不是这一层次所能框范的了。他说：“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他期望文章能够接近通行的口语，“明白畅晓，务期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使得“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日本国志》卷三三《学术志二·文学》）。这显然是从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近代性质的社会变革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的迫切性，才将眼光转向语文改革的问题上来，树立起改革文学语言和文体的鲜明观念。正因为主要动力出于宣传新思想，所以文体改革的范围也基本局限于文章领域。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人物之一的梁启超说：“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矣。民恶乎智？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沈氏音书序》）裘廷梁说：“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体改革以改良民智为轴心，面向社会的近代传媒报刊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它较早地冲破了士大夫雅文学的观念，迈出了通俗化的步伐。陈荣衮曾发表题为《论报章宜改用浅说》的文章，呼吁报章文字的通俗化，要求“作报论者”，以“浅说”“输入文明”，并明确提出：“大抵今日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居于黑暗世界之中，是谓陆沉；若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嬉游于琉璃世界中，是谓不夜。”报章文字的通俗化，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古文的报章文体，这是文体语言的一大变化。梁启超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派家法，无复问者。”（《中国各报存佚表》，
《清议报》第一百号）在向白话文过渡的过程中，报章文体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适应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需要，在19、20世纪之交，陆续出现白话报刊，而且发展的势头颇猛，蔡乐苏曾著《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馀种白话报刊》一文，可见数量之多。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文字通俗变革的鼓吹，都是从政治宣传的角度来认识的，并没有考虑白话本身的美学价值，这也是文体改革基本囿于散文领域的根本原因。在韵文范围内，只有为了进行通俗教育而撰写的歌词，因与散文变革的目的相同，有明显的通俗化表现。在传统的诗歌领域则基本还是旧体式。提倡言、文合一的黄遵宪的诗歌仍完全是文言旧体，而且用典甚多，其诗歌美学观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提倡“诗界革命”的梁启超，也还是高举“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旗帜，明确主张旧瓶装新酒，显然还在传统诗歌审美趣味的左右之下。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诗歌，表现了民主革命的新思想，但体式格调仍与旧体无异。可是，在与思想启蒙关系密切的散文领域，梁启超则带头创造了更适宜自由表现新思想与更适应广大读者接受的“新文体”，“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实际上是报章文体的进一步发展。
在由文言向白话转化这一历史性变革中，梁启超从文学进化的观点论证了其必然性，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他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小说丛话》）虽然看到文学语言和文体的变革是一种必然趋势，但由于传统审美观念、审美习惯的作用，其创作实践仍然呈现出艰难复杂的状态。为了向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很强调文学语言的通俗，但涉及到文学的美学价值，又不免踌蹰起来。梁启超将文章分为“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提出不同的要求：“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传世之文”追求美学价值，“觉世之文”则不追求美学价值，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思想状态。不少人难以摆脱对古雅美的恋旧情结，抱着古语文学不肯放，甚至思想很新而文体却极其守旧。严复是传播西方资产阶级主要思潮最为得力的人物之一，他的政论文《救亡决论》、《原强》等，笔锋之尖锐，思想之激进，都无愧是近代性质内容的佳作，但他却是坚持古文最力的一员。翻译了大量西方小说的林纾，更是顽固地坚守古文堡垒。对白话从美学的意义上加以肯定，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事了。新文化运动的斗士钱玄同说：“用今语达今人的情感，最为自然；不比那用古语的，无论做得怎样好，终不免有雕琢硬砌的毛病。”（《尝试集序》）另一斗士刘半农呼号要“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使文学的形式上速放一异彩”（《我之文学改良现》），美学观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文体变革的范围扩展到一切方面，白话诗也诞生了。但近代散文文学语言的通俗化以及继踵兴起的白话文运动，毕竟对文言有所冲击，也为人们接受白话做了一些心理准备，为“五四”白话文体革命创造了一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