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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20世纪初曾说：“我们反对
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本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毫无价值。”不是“因孔子之道之不适合于今世”，而是因为“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
梁启超:"爱孔子更爱真理"
梁启超劲健而俊雅的书法背后，透着他执着的思想追求。
无论是出于策略考虑还是由知识结构决定，总之
康有为是以“托古改制”，这一中国历代“改革者”最常用的方式，登上近代中国的思想、政治舞台的。他的
《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
《春秋董氏学》，以鬼斧神工之法颠覆了几千年来的孔子和儒学形象，“再造”了一个“改革”的孔子和儒学，为自己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合法性。
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正是康有为构建他的儒学时期，梁对乃师再造的“儒学”大为折服，随后就参与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等书的编写工作。
维新运动开始之后，梁启超更是依老师康有为之说，积极主张奉孔子为“教主”、“圣人”，主张立儒学为国教，以此作为变法的最重要理论根据。他对在民间设立孔庙、举行祭孔活动也非常支持，在1896年底曾给驻美公使
伍廷芳写信，建议仿照西方宗教仪式，在美洲的海外华人中劝设孔庙，定期礼拜。
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大量接触到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思想进入另一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脑质”为之改变。他脱离了维新时期以“托 古改制”宣扬改革的中国传统话语，而更多地以“西学”词汇、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而同样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此时仍坚持“托古改制”理念，并在海外更为积极地进行以孔子为国教的“保教”活动。对此，梁启超渐生歧意，终于在1902年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公开反对保教、反对立儒学为“国教”，与乃师大唱反调。开篇他即声明：“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
他详细论述了政教分离、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等问题。他提醒说“保教”论者自以为高人一等，“而不知与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适相刺谬也”。不知其师康有为读到此句时作何感想。梁氏还以
欧洲历史上血流成河的几百年宗教战争说明政教不分的可怕结果，正是巨大的灾难，使欧洲各国开始政教分离。他特别强调“自由之理：凡一人之言论、行事、思想，不至有害于他人之自由权者，则政府不得干涉之。我欲信保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无损于人者也，故他人与政府皆不得干预。”因此，社会才大大进步。如果将儒学立为国教，中国将“教争”立起，“而政争亦将随之而起。是为国民分裂之厉阶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长思也”。他告诫说，“保教”的最大危害是“束缚国民思想”，因为“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他认为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但自
汉武帝以后，儒学却成为束缚思想自由的绳索，使思想渐渐窒息。历代大儒的思想、演说其实“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妪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其情状抑何可怜哉！”他不禁叹道：“呜呼，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
面对各种几乎是势不可挡的“新学”，当时的“保教”论者亦有人力论可以用现在的新学说、新理论重新解释孔子，对此，梁启超大大不以为然：“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但这其实是“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他认为孔子所见或有与今日新学理暗合之处，然若一定要将二者一一比附纳入，这种思维的实质还是因真理与孔子暗合才接受，“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而对那些不能与孔子暗合的学理，“则将明知为铁案不易之真理”，也不敢接受、遵从，结果是阻碍真理在国人中的传播。因此，他颇为激动地写道：“故吾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然则以此术保教者，非诬则愚，要之决无益于国民可断言也！”如果去掉过于尖刻的“舞文贱儒”四字，此番评析，对百年后的“新儒家”却也完全适用，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君不见，时下祭孔、拜孔、尊孔之风正盛，更不乏以和谐、环保、自由、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人权、
市场经济……一切现代价值来诠释、比附儒学，论证所有这些价值、观念儒学早就有之，想以此使儒学“返本开新”的“新儒”学者。若起梁氏于地下，面对此情此景，他依然会果决地做出“非诬则愚，要之决无益于国民”的断言罢。
最后，他再次强调：“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论之最大目的也。”承认“区区小子，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因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吾以是报孔子之恩我，吾以是报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报我国民之恩我”。
为此，梁启超专门给老师康有为写信，反复陈说自己反对保教的理由，甚至批评老师在海外筹款建筑孔庙、祭孔祀天活动对本党并无益处，“徒为虚文浪费金钱而已”，还批评花20万捐资在新加坡建一孔庙实在可惜，不如兴办学校和其他公益事业。
读史观今，现在许多地方不是依然校舍破旧、各项公益事业落后，但政府却一直在花巨资造神建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