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10岁那年，姑婆婆的大姑娘出嫁，姑婆婆是外公的亲妹妹，姑婆婆的大姑娘我一直管她叫大姨。
那天，我和外公去姑婆婆家赶情，外公背筐背着礼物，说是礼物，无非就是几升打豆腐用的黄豆和一个专门为大姨出嫁连夜赶磨的魔芋豆腐，在出手大方的当今也许那点礼物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一个魔芋豆腐和几升黄豆，还真算得上一个大情呢。
姑婆婆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公社的另一个大队，那时的公社就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只是比现在的乡镇要小得多，大队就是现在的村委会，姑婆婆虽说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公社，但从我们家到她们家很远，那时没有公路，不通车，来去只得靠步行。
姑婆婆家住在石柱公社新建大队的二岩口，我们住在灯塔大队，姑婆婆和我们直线距离也就个四、五公里吧，但从我们家到她们那儿，隔着一条花桥河，从我们家到姑婆婆家出门就得顺山直下，再过花桥河，然后又矗着鼻子往上爬，步行得要三、四个小时，也就是需要整整一上午。
当我和外公俩公孙拖着酸痛的双腿赶到姑婆婆家时，已是晌午，第一发席已开过，外公作为姑婆婆家的重亲，受欢迎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刚一到姑婆婆家道场时，只见鞭炮齐鸣，那几个手持三响炮的放炮手点燃手中的三响炮，交错对着天空放着，三响炮的声音，响彻云霄，那是农村接待贵客时最隆重的欢迎礼节。
吃饭时，外公作为重亲，必须得坐上席，而且那一桌只准我和外公坐，其他来的客人是不能同时在一张饭桌上吃饭的，余下的陪餐者都是姑婆婆家那边请的人，那些人叫陪客。( 散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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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贵客还得安排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长者作陪，就像现在单位领导见面一样，讲对等接待，我那次跟外公受到了姑婆婆家最高的礼遇，那种优越感，着实让我兴奋了好久，也成了后来我在小伙伴中炫耀的资本，使那些小伙伴羡慕得不得了，我就像战后凯旋的英雄，得到了小伙伴们的尊重和仰望。
吃桌席时有很多讲究，客人旁边站有专门负责添饭的人，只要客人碗里饭见少，添饭的人就会很主动地为客人碗里添上一瓢，主人还需不停地为客人夹菜，不管吃多久，都不见碗里饭菜减少，客人会不时笑着说：您别添了，再添我就喊不答应了，意思是说碗里饭菜太多，挡住了和别人交谈的视线，说话别人听不见了。
吃完饭后，不能先下桌，必须得等到全部吃完后，才能一起离席，否则就会视为不敬，谁先吃完饭，可以坐在桌上等候，先放碗者，需要双手托住筷子，自左至右慢慢转动，口里还要对每个用餐者挨个说道：您慢慢来。当筷子指向谁时，那个人就会很主动地答道：您落住。用餐结束后，有人会主动过来筛茶，并会给每位客人送上三匹上等叶子烟，记得我吃完后，也鹦鹉学舌地学着大人们的样子，生怕失礼，心里好生紧张。
第二天，一大早，只见迎亲的队伍，敲锣打鼓来到了姑婆婆家，在娶亲的队伍中，还有好多背着背筐的人，是来背嫁妆的，那时女儿出嫁叫交贩姑娘，女方家还得准备许多陪嫁物，陪嫁物越多，就说明这家很富有，很有脸面，陪嫁物主要有穿衣柜、木脚盆、梳妆台等等，女方嫁姑娘也得有人送亲，送亲也有很多讲究，哥嫂可以送，但姐姐是绝对不能送亲的，土家人有：姐送妹，穷三辈之说。
有几个妇女在闺房为大姨扯头，扯头相当现在化妆，用一根粗粗的线绳子将大姨脸上的汗毛绞着，一点点扯下来，绞汗毛时，还需要用柴灰粘在线绳子上，目的是把涩，免得扯时汗毛滑脱。
大姨身上穿着大红的对襟棉袄，胸前一朵刺绣牡丹花煞是漂亮，黑色灯芯绒长裤穿在大姨结实的腿上，合体大方，脚上穿着一双绣花鞋，头上两根粗大的辫子用红头绳儿整齐的扎着，辫子随着吹来的轻风和难舍的情怀，左右摇摆着，头上那些红头绳就像白毛女中喜儿父亲过年时为喜儿买的那样，红红的，粗粗的，很喜庆，大姨那一身标准土家女儿装，显现出了浓郁的土家风情。
大姨走的那天哭了，哭得很伤心，只见大姨流着眼泪，嘴里还不停地唱着歌，歌声悲情悠扬，唱的是土家族哭嫁歌，好多年过去了，至今我还模糊记得一些令人潸然泪下的歌词：我在娘家是贵人，六月太阳我没晒，七月行雨我没淋；我到婆家变贱人，六月太阳天天晒，七月行雨我要淋……，勤耕苦种费尽心，娘的恩情说不尽，一教女儿学煮饭，二教女儿捻麻绳，三教女儿学砍柴，四教女儿学本领……，母亲大人心太狠，要赶女儿出家门，雏鸡都知家里好，今生难报娘的恩……，听着大姨悲怆撕心的歌声，在场的好多人都流下了眼泪，姑婆婆更是泪如雨下，但不见有人来劝姑婆婆，姑婆婆那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有伤心，也有高兴，既有女儿离别的难舍之情，又有女儿终有归宿的宽慰之心。
我们离长阳很近，仅隔一条小溪沟，我们的生活习惯跟长阳土家族人的生活习惯没有两样，要不是我们住在秭归辖区，我们也许会成为地地道道的土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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