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或更早一点的时候，雅利安人开始来到印度河流域，渐渐地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不是一次涌到那里去的，而是一批又一批地迁移去的，在印度河流域立足后再扩大到东面的恒河流域。
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开始大规模进入印度次大陆。约公元前1500年至前600年，是印度历史上的吠陀时期，它是古印度文明兴起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古印度文明的另一个重要阶段。
早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主要分布在北部印度的犍陀罗和旁遮普等地区，没有超出哈拉巴文明的地理范围。他们进入北印度后，与土著居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战争。
雅利安人是游牧民族，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与从事农耕的土著居民截然不同，由此而引发冲突是很必然的。就社会生产力水平而言，雅利安人远不如土著居民。但他们使用战马和战车(马是雅利安人最早带进印度的)，作战机动性强；而且处在父系氏族阶段，社会组织氏族有较强的凝聚力。而土著居民则多为散居的村落，战斗力远不及雅利安人。所以雅利安人最终战胜了土著居民，成为印度河流域的新主人。
至后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开始向东方扩张，直指恒河流域。路线为沿喜马拉雅山山麓至尼泊尔南部，再向东经过比哈尔的金巴昂地区直至恒河流域。与早期吠陀时代不同，雅利安人东扩大体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关于雅利安人以和平方式向恒河流域扩张的事件，人们是有据可查的。《百道梵书》说，雅利安人毗德伽•摩陀婆把圣火阿耆尼含在口中，而圣仙乔达摩•罗喉伽那却要他咏唱《梨俱吠陀》。毗德伽•摩陀摩一开口，阿耆尼滑落而出，滚向东方，直至婆达尼罗河。乔达摩•罗喉伽和阿耆尼两人一行追到此地后，得知原来十分潮湿不宜居住的婆达尼罗河东岸，经雅利安祭司用祭祀净化后，可以用于居住了。但圣火阿耆尼则提醒说，他们还应向更远的东方进发。阿耆尼是雅利安人的火神，同时还是雅利安人宗教文化的象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神话传说反映的是雅利安人东扩的情况，可以看出，其中并没有武力征服的痕迹。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次大陆时，他们还处在部落社会末期，以畜牧业为主。占领印度河流域后，开始时依然固守着游牧生活的传统，后来逐渐吸收当地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学会农业生产，懂得利用河水灌溉土地。于是，就这样定居了下来。农作物和饲养的家畜和哈拉巴文明时基本一样，不同的是马比较多。衣着原以毛织品为主，后学会了植棉织布。手工业开始脱离畜牧业、农业而成为单独部门，制陶业也有了发展。
吠陀时代铜器和青铜器逐渐被使用；商品交换是以物易物，也常常以牛作等价物；没有城市，只有村落；运输靠牛车、马车。从《梨俱吠陀》中也可知道，其中音乐、饮酒、掷骰子和战车比赛是雅利安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娱乐活动，他们也喜爱首饰等装饰品，表明已与当地文化逐渐融合，并保留了自己独有的特色。这时雅利安人的社会组织形式仍是部落氏族家庭结构，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子在家庭和社会中都占有支配地位，不过女子并不受歧视。氏族社会已逐渐解体，耕畜已私有，土地属于氏族公社，但由各户占有使用，定期重新分配。奴隶可赏赐、赠送。不过奴隶主要被用于家庭服务，很少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随着人口的增长，大约前12至前11世纪，雅利安人逐渐向恒河流域推进，那时恒河中下游许多地区被森林覆盖，沼泽丛生，顺河而下很难通行，他们只能沿喜马拉雅山脚高地向恒河中下游逐渐移动。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的原居民除达罗毗荼人外，还有属于澳大利亚语系的孟达人，他们有的被征服，有的则被赶到森林地区。雅利安人又吸收了恒河流域地方文化，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学会了种植水稻和吸纳了当地某些宗教因素。
在恒河流域，雅利安人的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开始使用铁器就极具代表性。铁器出现后，大量用于生产斧头、犁头、箭头、矛头和刀剑等劳动和战斗工具，对开发恒河流域起了重大作用。
铁犁出现后，土地可以深耕，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质量。《百道焚书》讲到与犁田有关的仪式时提到用6头、8头、12头甚至24头牛犁地，因此，牛也变得格外珍贵了，而母牛则逐渐被神化。也正是在恒河流域，因雨水充足，水稻成了主要种植作物。棉花、甘蔗的种植增加，水稻和这些作物对灌溉要求较高，这自然推动了水利设施的兴修和使用。在《阿闼婆吠陀》中记述了把河水引进新渠道的一些仪式。
手工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一些新兴的手工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悄然涌现，如铁匠、编织工、刺绣工、染工等。新的手工部门的出现必然的将带动一系列的社会发展效益，同时还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商业的发展就更为突出。地方贸易主要商品是盐、金属，并形成了一定的商业路线。另一种贸易是与西亚间的对外贸易，陆上通道重要枢纽是叉始罗，还有海路贸易。除实物交换外，已用贵金属(金块)作媒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出现少量城镇。它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中心，但规模都很小，不能和摩亨佐•达罗、哈拉巴相比。
雅利安人在艰难的征服过程中，并没有把这段血与火的历史详细记录下来，然而，他们留下的《吠陀》，为后人了解古印度文明进程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依据。《吠陀》包括《梨俱吠陀》、《沙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闼婆吠陀》四部吠陀本集和阐释它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编纂的时间跨度约为公元前1200年至前600年。《吠陀》是古代印度最早的文献资料，它既是宗教经典，又是史料总汇、文学大系，成为雅利安人所创文明的代名词，被称为“圣书”。
“吠陀”一词源于梵语，原意是知识。吠陀经是雅利安人在原居住地以及向南亚次大陆迁徙的过程中创作的，刚开始主要是以口头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因此也有人称它为“斯罗蒂”，即所闻之意。后来，一些雅利安学者对这些口传内容进行搜集、整理和再创作，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文献体系。
《吠陀》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创作结晶。《吠陀》的原创者是雅利安部落中主持祭祀的人，早在雅利安人入主次大陆之前，他们就创作并代代流传下众多的祭词和对神明的诵歌，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最早的《吠陀》创作者。由于当时存在四种祭祀官，各自应用颂文祷词，以后就形成了四部《吠陀》。后来，又有许多祭司和贤者参与了对口头流传诗歌的整理，虽然今天人们已无法知道他们的名字，但这些人也是《吠陀》的作者之一。然而，虔诚的婆罗门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在他们心目中，神圣的《吠陀》是由神创造的，他们称《吠陀》为天启文献，是由天神传授给祭司和圣贤之人的，因此《吠陀》与稍晚出现的、由圣贤所作的圣传文献是有区别的。
在四部本集中，《梨俱吠陀》是最古老的，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就已形成，但编纂成书的时期要稍晚一些。在历史的传承中《梨俱吠陀》共有5支流派，但真正流传下来的只有沙卡罗一派并据此成书。《梨俱吠陀》绝大部分内容是赞颂吠陀诸神的颂诗，因此又得名《赞诵明论本集》。全书共10卷，赞诗1028首，其中核心部分是第2卷到第7卷，他们是分别传给各家流派的，也称《家传书》。第10卷是后来的婆罗门祭司加上去的，时间上明显晚于其他内容。
《耶柔吠陀》又称《祭祀明论本集》，是婆罗门祭祀时吟诵的诗词以及怎样祭祀的散文诗。全书共有诗2000首。相传《耶柔吠陀》的传承也有86派或110派，但现在只存两大派，即《黑耶柔》与《白耶柔》。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黑耶柔》中本颂诗与释诗相混合，而《白耶柔》却将二者区分得很清楚。所谓本颂诗，指的就是来自《梨俱吠陀》的对神明的颂歌，即重复《梨俱吠陀》的内容，这在《耶柔吠陀》中占了大量的比重。其他部分是祭词，这是《梨俱吠陀》中所没有的，祭词一词梵语为“耶柔”，《耶柔吠陀》由此而得名。
《沙摩吠陀》又称《歌咏明论本集》，是婆罗门进行祭祀活动时为《梨俱吠陀》中的颂诗谱上曲调以便歌唱的汇集，因此实际是学习歌唱，为实践所用的本集。全书的1549首歌中，大部分来自《梨俱吠陀》，其中只有75首例外。
这三部《吠陀》合称“三明”，其神圣性很早就被确立。《阿闼婆吠陀》的形成稍晚于《梨俱吠陀》，其中有部分内容也许与《梨俱吠陀》同时代。但其神圣性的确立，却明显晚于“三明”，这也许是因为其内容所致。与另外三部《吠陀》不同，《阿闼婆吠陀》对神明的赞歌所占比重很小，在现存的20卷，731首诗歌中，大部分是对怨敌、邪恶的咒语和消灾的巫术，因此又名《禳灾明论本集》，它们主要源于民间，集中反映出当时人们活跃的思想和真实的情感。
作为印度最早的宗教圣典，《吠陀》保留了许多印度宗教的原初形态，例如多神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等。由于它使用诗化的语言，使人过目难忘，易于咏颂，而且还给后人留下了理解和诠释的充分空间。所以千百年来，虽然世事变化无常，但《吠陀》的神圣地位始终未变，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文献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