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09-22
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什么叫中国”其实是有一张完整的自画像。我们把自己叫“天下之中国”。天下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四夷”的朝贡体系，有所谓“夷夏之辨”。有关这个自画像，我建议诸位去翻一段话，出自唐代杜佑的《通典》。
他的《通典·边防卷》就勾勒出一幅古代儒家关于中国一幅完整的自画像。这幅自画像在近代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晚清的五战五败而变得不同了。我们遭遇到的不再是来自于长城以外游牧部落的入侵，而是来自于一个工业化的海上的“游牧”部落从沿海发动的攻击。衰败中的传统农业王朝，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工业文明的挑战，节节败退，而后要向西方学习，每次战败以后都有一次反思，来重新认识中国。
曹锦清教授在演讲现场
第二幅的关于中国的自画像，我们大体在新文化运动当中完成了。那就是整个传统中国是封建的、专制的、腐败的，等等。要抛弃这些东西，要向西方学习，要重新给中国画一张自画像。我们今天讲的“重新”是对什么而言的重新？是对近代以来，我们在贫弱挨打的时候，我们画的那幅自画像，是不是也已经过时了？是否已经不再适合于我们对当代中国的认识？
所以我们要重新来画，凡是近代以来所画的自画像，和我们当代，我们即将要画的这幅新的自画像，其背景永远是西方。
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开场白，是对我们之前画的自画像的再认识。在今天我重点想讲民族复兴的问题。因为没有民族的现代化，没有赶超的成功，就不可能有中国自己的尺度，并按中国的程度来重建中国话语，否则我们永远在西方的话语里面匍匐前进。所以我们讲民族复兴和话语重建其实是一回事情。
我首先回到建国前夕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建国以后的两大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从把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第二个任务，是要把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我把第二个任务叫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转向社会主义，在建国前的所有党派当中，这是唯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初心”。把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这是中国近代的使命，也叫复兴或者赶超。
共产党承接了近代使命，并且以实践近代使命为己任，因而他获得了执政权。在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一般都认为实现工业化，实现赶超和民族复兴，这个任务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任务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说法。实际上我们现在反过的来看前30年，再看改革开放的40年，就证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在一个农业国基础上要实现工业国，这两大任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张力。
我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讲起，在此以前，中国对自身的认识既完美又高度自傲和自负。她站在够亚洲的高点来俯视周边“四夷”。不如我们开读一下杜佑的《通典》：
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赉，实在於斯。……（蛮夷）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前代达识之士亦已言之详矣。
这幅自画像由于晚清的五战五败而遭到摧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都提出要赶超和复兴的问题。
杜佑《通典》同治十年学海堂恭刊
我比较过中国、印度、土耳其、埃及和其他一些国家。他们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有着强烈的民族复兴和赶超情结。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辉煌记忆，这点印度不及我们。印度历史上当然有辉煌，但是他们没有记录的习惯。
印度的尼赫鲁还有一些赶超的意识，但是再看看他们的精神领袖甘地，那就不同了。甘地曾经认为，说印度不能也不可能发展工业，理由是英国工业化以后，就已经摧毁了印度的工业潜能。换言之，如果印度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也搞工业化了以后，那么要把所有的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那种生产方式要彻底的摧毁掉，所以印度不能走这条路，要走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那条道路。甘地死后，尼赫鲁把他抬到了精神领袖的地位，如果两人并存的话，对印度未来的发展模式两人必然会产生分歧。
印度关于具体的事件的记录，一般是外国人帮印度人记录的。比如说我们的玄奘，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辛勤地记录我们自己的历史。从公元前841年就有逐年可考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正史就有《二十五史》，其他各类史那就更加多了。
从鸦片战争到孙中山
用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讲法，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出了两个人，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一个是林则徐，一个是魏源。魏源在他的名作《海国图志》序中说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典判断，这是振聋发聩的，这是新时代的夷夏之辨，一直到今天，我们以国际接轨的名义，就是要向西方学习。
西方对我们来说，一般有两副面孔：老师和敌人。如果外部关系和缓的时候，西方的那种老师的面孔就清晰起来了。有时候则摆出一副敌人的面孔。
所以我们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就发出了要向西方学习的口号，并且最后通过向西方学习而战胜西方，所以我们把最早的正眼看世界的这批人叫做最早的赶超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又打出了一部书，这部书就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在书中，他这样说：
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指者，则今日之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
冯桂芬作为洋务运动的一个精神领袖，他当时对中国的判断还是地大物博，经济可以自给自足无需外贸，而这种情况从晚明一直到冯桂芬，都是这样。
第2个回答 2020-09-22
清末，沉醉在“天朝上国”美梦中的大清，被船坚炮利的西方打得渐渐苏醒过来，有识之士开始摸索救国图存之路。
福州的马尾船政学堂，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立。
船政学堂是新式学堂，与中国传统教学格格不入，是传统文人眼中的不务正业。因此，报考船政学堂的人并不多，为了解决生源问题，船政学堂出了一套招生政策---包吃包住还给钱。
此政策一出，立即吸引了很多学生前来报名，严复就是其中一个。
严复，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念完几年私塾后，父亲就去世了。后因家庭贫困，在1867年报考了船政学堂，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了船政学堂的第一批学员。
十年之后，也就是1877年，严复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在英国的两年时间里，严复对英国的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学术理论，并深受达尔文的影响，并认为只有君主立宪制才能改变大清积贫积弱的局面。
回国后，严复任教于马尾船政学堂。然，其志不在此，他想改变中国，改变中国就必须入仕。
因此，严复北上天津，在北洋水师任总教习，欲倚靠李鸿章进入高层，推行自己一套救国方案。
可事不遂人愿！
李鸿章虽表面器重严复，但因两人政见不同，故而李鸿章并无意举荐。此时的严复欲进入仕途，唯有通过科举，可是因常年受西学熏陶，严复是屡试屡败。
郁郁不得志，愁上心头。严复无处排解，染上了鸦片。李鸿章见状，曾多次劝严复：“你是一个人才，应该尽早戒掉鸦片。”
鸦片之毒，一旦染上又如何能说借就借，一心有志于改革社会的严复，却屡屡仕途不顺，此等烦闷又是常人所能理解。直到最后去世，严复也没有戒掉鸦片。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严复深受刺激。第二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论诀》、《原强》、《辟韩》等四篇论文，全面地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批判君主专制理论，强烈要求通过创设议会和提倡西学来挽救中国。
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严复毅然创立《国闻报》，并在1897年，连载自己翻译的《天演论》在，立即轰动了中国的知识界，吴汝纶、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以后的鲁迅、胡适等人，无不交口称誉。那句经典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成为社会上流行的口头禅了。
之后，严复又翻译了《原富》、《法意》、《穆勒名学》等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的名著，并在书中加了大量按语，发挥自己的见解，成为当时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的总代表。
也正是确定了中国的翻译标准和原则：“信、达、雅”，同时成立上海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个强调版权意识的知识分子。
严复一套完整的改革思路，改革需要人才，先从教育入手，主张废除禁锢思想的八股，兴办学校，推西学，培养人才。
1905年，严复远在法国，马相伯请他回国“合办新学院”，严复立马回国，两人合力创办复旦公学，任总教习，并与马相伯共同拟定了复旦大学的第一份章程。
第二年，因马相伯前往日本，辞去复旦公学一职，严复受邀担任复旦公学的第二任校长。同年，应安徽巡抚恩铭之邀，到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1907年，恩铭被刺，严复离开安徽师范学堂、
1909年，命不久矣的大清朝，垂死挣扎，意图通过“预备立宪”挽救濒死的国运。严复到此时方得清廷重用，赐进士，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
1911年，严复为大清创作国歌《巩金瓯》，同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灭亡。
辛亥革命成功后，胜利果实为袁世凯“窃取”。
受袁世凯委任，1912年，严复被正式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严复也成为了该北京大学改名后的第一任校长， 1913年袁世凯任命严复为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次年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后被任为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
1915年，袁世凯意图恢复帝制，一心希望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严复，发起成立筹安会，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
袁世凯当上皇帝不久后死去，当时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
1920年，常年吸食鸦片的严复，哮喘病发医治无效，遂回福州养病，次年严复于福州病逝。
严复，是福州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一个近乎全才的大家。无论是教育、思想、翻译都有着极深的造诣，并深深地影响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