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摩尼，初译浮屠，后来也称佛陀，均系一人。既然佛教界普遍认为佛教初传中国的时间在汉明帝永平十年，则佛陀与老子的关系肯定不会超过这一时间，即公元67年。据《后汉书。本纪论》曰：“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祀浮屠老子。”桓帝延熹九年（166）方士襄楷上疏曰：“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事据永平十年刚好百年。东汉时浮屠、老子原本是并行的，到了晋惠帝（290—306）时，此事由于一位道士与一位朝廷官员的一番争论，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昔祖（帛远，字法祖）平素之日，与祭酒王浮每争邪正，浮屡屈，既瞋目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高僧传。帛远传》）。据《本传》介绍，使王浮“屡屈”的这位帛远，是一位才思绝伦的高僧：“祖才思俊彻，敏朗绝伦，诵经日八九千言”，后在长安建精舍，以讲习为业，徒众有近千人；帛远是一位深通佛理的高僧：“祖既博涉多闲，善通梵汉之语”，曾翻译多部佛经；帛远是一位与当时政要关系相当密切的高僧：“晋惠之末，太宰河间王（司马）颙镇关中，虚心敬重，待以师友之敬，每至闲辰靖夜，辄谈讲道”。总之，这位帛远在当时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帛远与当时的秦州刺使张辅有矛盾，加上秦州人管蕃的挑拨，最终，导致帛远被张辅杀害。帛远《本传》是这样叙述帛远与管蕃之间的恩怨的：“先有州人管蕃，与祖论议，屡屈于祖，蕃深衔耻恨，每加谗构。”帛远一辩而胜王浮，毁了自己的事业；二辩而胜管蕃，丢了自己的性命，故帛远不可谓为善辩。帛远之“辩”，为老子所“弃”之“辩”。晋惠帝时，佛教已经在中国流传很广，本土的老子与印度的佛陀到底谁是正统，谁处于附从的地位，成了当时人们的关乎大是大非的问题，帛远与王浮、管蕃等人辩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帛远是研究和讲授佛教的人，故主张佛陀为正统，老子处于附从的地位；王浮为朝廷官员，故主张老子为正统，佛陀处于附从的地位，主张与其身份恰好相符合。王浮当然辩不过靠卖嘴皮子吃饭的帛远，王浮身为文官，虽然嘴上工夫不如帛远，笔下的工夫就不一定比帛远差了，于是写了一本《老子化胡经》，连西域和印度的佛教都是老子所传，于是老子成为天下第一。由于《老子化胡经》已经失传，近年来在敦煌发现《老子化胡经残卷》，载于《敦煌资料从编三种》（五）中，虽非原作，由此亦可窥见其原貌：“（老子）十五日，诞生于亳，九龙吐水灌洗其形，化为九井，尔时老君须发皓白，登即能步生莲花，乃至于九。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而告人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我当开扬无上道法，普度一切动植众生，周遍十方。’”关于佛陀，也是老子令尹喜投胎转世：“我令尹喜，乘彼月精，托荫而生，号为悉达，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无上道号，为佛陀”。据此则佛陀为老子弟子或再传弟子。《老子化胡经》问世后流传甚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时间老子成为佛教的正宗已成定局。老子化胡一事虽然荒诞滑稽，在中国却获得了普遍地认可，连史家也竞相引用，《魏书。于阗国传》曰：“于阗西五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在《老子化胡经残卷》后有《老子化胡经考》曰：“裴松之《三国志》注《魏略》曰：《西戎传》曰：‘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这里所谓“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者，当指佛教经典中的一些教义与《老子》中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如汉代牟融在《理惑论》中指出：“澹泊无为，莫尚于佛”（参见《弘明集》），而《老子》主张“无为”；佛教提倡“中道”，简书《老子》则说：“守中，笃也”；对于战争的看法，佛陀与老子的观点也惊人地一致，这是东汉时期浮屠与老子并重的原因之一。
根据《高僧传》，本来很容易判断《老子化胡经》为无稽之谈，它为什么还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呢？这里主要有一个民族自尊心的问题，要我堂堂中华完全接受夷狄的宗教确实有些困难，老子一化胡，佛教本来纯属进口，由此变成了出口转内销，佛教虽好，终归中国人领导。这样一来，中国人接受佛教无论在感情上和在心理上都不存在问题，这也是佛教在中国化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老子化胡虽然虚诞，《老子》的胡化却是真实的。
既已推断出佛教大概在战国末期传入中国，马王堆帛书《老子》抄写的年代，据陈鼓应先生的“校阅帛书《老子》的一点心得”一文：“帛书《老子》有两种写本，现在分别称为甲本、乙本。甲本字体介于篆书和隶书之间，推算抄写的年代至晚在汉高祖时期，约为前206至195年间。乙本字体是隶书，抄写年代可能在惠帝时期，约前194至前180年间”（《老庄新论》，陈鼓应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P94）；则五千言《老子》的定型当在公元前206年之前，这就是说，佛教对于篡改《老子》的影响在时间上是可能的。郭店《老子》出土后，与五千言《老子》相对照，最值得注意之处就是有许多重要思想遭到了篡改，而这些篡改无一不是受了佛教的影响。
1 篡改老子的主要思想达到神化《老子》的目的
通过郭店简书《老子》与五千言《老子》对比，可以发现最为显著的不同在于老子对于儒家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最大的篡改莫过于将老子的观点改为与儒家思想对立。具体表现为将简书《老子》中的“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虑，民复季子。”篡改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王（弼）本《老子。第十九章》）篡改后的《老子》文义不通，矛盾显而易见，以至于明代朱元璋的马皇后听了莫名其妙，直斥其妄。《明史》（中华书局标点本）“马皇后本传”曰：“一日，问女史：‘黄老何教也，而窦太后好之？’女史曰：‘清净无为为本。若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是其教矣。’后曰：‘孝慈即仁义也，岂有绝仁义而为孝慈者哉！’”又简书《老子》曰：“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混乱，安有正臣？”在这里，老子的观点与周礼以及儒家的观点并不违背，王本《老子。第十八章》则将其篡改为：“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样一改，就将老子的真理改成了荒谬绝伦的观点，竟然有人将“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注解成：“只有六亲不和，才更显出孝慈；只有国家昏乱，才更显出忠臣的本色。”这种似是而非的解释很具有欺骗性，按照这样的逻辑，则不到“六亲不和”、“国家昏乱”不得有“孝慈”和“忠臣”。如果非要等到家庭关系到了“六亲不和”的地步，“孝慈”才会出现，那么宁愿注意不让家庭关系发展到这样糟糕的地步，而永远拒绝“孝慈”的出现；如果非要等到“国家昏乱”，“忠臣”才会出现，那么宁愿不让国家发展到这样糟糕的地步，而永远地拒绝“忠臣”的出现。这就好比经营管理学及其培养出来的人才，绝对不是为了企业、事业和公司的倒闭的道理是一样的。
郭店简书《老子》中的思想本来是与夏、商、周的传统思想是一致的，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并不矛盾，是可解的；经过篡改则不仅与儒家想矛盾，也与夏、商、周的传统思想想矛盾，变成了完全不可解的谬论。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排斥儒家，方法却是佛教的。《维摩诘经》：“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众生；观于寂灭，亦不永灭。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这种通过重重否定使佛经不可解，从而达到渲染和神化佛经的目的，将佛经推到一种不可知的、神秘的至高境界的做法，其实是佛教最为重要的手法之一。篡改郭店《老子》使用的也是这种方法，这样一来，既达到了反儒家的目的，又把篡改后的《老子》推到了一种不可知的境地，从而达到了神化《老子》的目的。
2 老子的“无”、“有”与佛教的“空”、“有”
郭店《老子》曰：“天下万物生于有，生于无。”在万物的本源的问题上，老子主张两条腿走路，王弼《老子注》第四十章则将其改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这一改变则将老子关于万物本源的问题，变成了一条腿走路，锯掉了老子的一条腿。这种篡改只能追溯到佛教那里，在中华文明史中则寻觅不到这种篡改的依据：“佛陀的根本思想，是以空为根据的缘起论，以中道为原理的正见实践论。佛陀的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即是三印法为立场的十二缘起论和四谛论，此乃原始佛教最基本，且最纯粹的根本原理，后世的大小乘各宗教义，无一不自此三原理所开出”（《原始佛教研究》，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张曼涛主编，P69,《原始佛教的根本思想》，一如著）。众所周知，在佛教的“空”、“有”观中，“空”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到了大乘佛教“空”更是被强调到了极至。《心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观四谛品》中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龙树《中颂论》第28页，金陵刻经处）。从哲学方面来说，佛教的“空”、“有”，大致相当于中国老子的“无”、“有”，佛教中的“空”的理论基本上可以说明和解释一切，对于佛教来说，“空”就是一个大熔炉，可以消化一切，一旦进入这个“空”，一切便失去了支撑点和依据，便可以用佛教的理论来说明和解释一切。“有”因为是看得见，摸得着，无此方便。这一改动，使原本很容易理解的简书《老子》变得奥妙无穷，连神仙也莫名其妙。通过篡改，简书《老子》的原义后人已无人知晓，后代人只知道篡改后的五千言《老子》。南朝齐代的孔稚圭在《北山移文》中说：“谈空空于释部”，这里讲的是佛教的“空”；南朝梁代的庾信在《连珠》中总结道：“归老氏，则众有皆无”，这里讲的是篡改后《老子》的意思。这一篡改无限地缩小了老子的“无”与佛教的“空”之间的差别，也进而缩小了《老子》与佛教之间的差别，达到了将《老子》神秘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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