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东
一个人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贵人”的帮助肯定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的人生中，我得到了很多贵人的帮助，其中有我的领导，有我的师长，有我的朋友，有我的家人。这里我着重谈三位“贵人”，因为他们在我的专业成长道路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能不提。
我的第一位“贵人”是田元德先生。认识田先生还是在三十多年前，那时我刚刚从大学毕业，分在一所乡村中学。一天，领导告诉我说，明天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要来听课，让我做好听课的准备。
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第二天的这堂课会对我的人生产生怎样的影响，但为了给教育局的领导留下良好的印象，我把已经备好的课又重新设计了一下，一直忙到晚上11点半。
记得那天上的是冰心的《小橘灯》，我已经记不清楚那堂课是怎么上的了，反正那堂课上得很顺畅，我讲得神采飞扬，学生的发言也妙语连珠。课后田老师对这堂课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而对在我校所听的另一堂初三的语文课却颇有微词。
事后有人告诉我，田老师对我这堂课评价极高，他认为在他那一个阶段所听的课中，王学东在如皋坐第一把交椅。听了这个评价，我真有些诚惶诚恐。即使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有人这么奉承我，我都不敢接受。何况这是在三十多年前，何况那时我还是一个刚刚从大学毕业不到两年的毛头小伙。当然，听了这个评价我并没有飘飘然，我把它理解成是田老师对我的鼓励，我更把这句话当成了我的奋斗目标。
这堂课之后一个更意想不到的收获是，经过田老师的推荐，我被调进了我所梦寐以求的如皋中学。原来，田老师当时身兼二职，他既是教育局的教研员，又是如皋中学语文组的老师。如皋中学的领导委托他在下面听课时为如皋中学物色好苗子。于是，我在田老师的推荐下，顺利地进了城，而且进了久负盛名的如皋中学任教。
进了如皋中学之后，田老师仍然关心着我，关注着我，他经常到我的课堂听我的课，精心地指点我，用心地帮助我。发现了我的瑕疵，他会毫不留情地批评；看到了我的进步，他又会兴奋不已地鼓励。至今，我还记得一个动人的细节。那一段时间田老师比较忙，隔了将近两个月没来听我的课。一天，他突然走进了我的课堂，下课后，他非常激动地抱住我说：“我才隔一两个月没听你的课，没想到你的进步这么大！”我当时也特别激动，因为从小到大，还从没有哪个外人这么抱过我，更没有哪个外人会为我的进步这么兴奋过。于是，这个细节，这个瞬间成了我脑海中永恒的温暖的记忆。
从此以后，田老师还给了我很多露脸和锻炼的机会。中语会在如皋召开，他让我上公开课；钱梦龙教学艺术研究会在如皋召开年会，他让我与钱老师同台献艺；省教委在江都召开江苏省深化初中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他力排众议推荐我参加……
可以这样讲，今天我在语文课堂教学方面有一点成绩，我在中学语文界有一点知名度，都得益于田元德老师的帮助。
在我专业成长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二个“贵人”应该算是我的恩师陈根生老师。
说陈老师是我的恩师要追溯到我的高中时代，我的高中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那时学校很少上文化课，不是搞大批判，就是下乡搞所谓的“教改”。语文课基本不讲语文，课文涉及到工人就请工人来“讲课”，课文涉及到农民就请农民来“讲课”，课文涉及到军人就请解放军来“讲课”，高一阶段的语文课就是这样上的。陈老师是从高二开始教我们班的，他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很斯文，很和蔼，也很渊博。他完全改变了高一语文老师的讲课风格，他给我们讲文学，讲语法，讲文章作法，听陈老师的课，我们真有如坐春风的感觉。我深深地被他的课所吸引，我开始沉迷于书本，而对当时的所谓大批判没有一点兴趣。我还因此被戴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可能陈老师至今也不知道，我这顶帽子跟他还有点关系呢。我爱上语文，也许就是从陈老师做我的高中语文老师的时候开始的。
1983年下半年我调进如皋中学的时候，陈根生老师已经是享誉大江南北的鲁迅研究专家了。因为我们有一段师生情缘，所以，我一到如中就跟陈老师走得特别近。
在乡下教书时，我曾热衷于电影评论，因为陈老师是搞鲁迅研究和语文教学研究的，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就渐渐转向了语文教学的研究。刚开始搞研究时，我心里常常没底，想到什么选题，我就先找陈老师聊，聊着聊着，我的思路也渐渐清晰了。写成文章后我再拿给陈老师审看，陈老师每次都很认真地看，每次都给我提很多很有价值的修改意见，甚至有时他还亲自动手帮我修改。文章定稿后，他又主动帮我向他所熟悉的杂志编辑推荐，当然又免不了要附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信封好了，他又常常随手拿起他自购的邮票贴到信封上。我八十年代所发的文章大致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一想到这些，我的内心就会涌起一股温馨和感动。
到陈老师家做客也是一种享受，我虽然是他家的常客，但每次去，我都能受到贵宾一样的礼遇。一会儿，陈老师当时80多岁的老母亲给我沏上一杯天水茶；一会儿陈师母给我削来一只苹果，一会儿陈老师的小女儿又会送来一盆点心……反正在他家，我总有吃不完的东西。除了上大学放假回到自己家，我从来没有在外人那儿得到过这样的礼遇。我当时还是个大学刚刚毕业的青年教师，我有何德何能可以接受这样的礼遇？我用“受宠若惊”来形容也不足以表达我当时的那份感动。
陈老师不仅仅在业务上关心我，在政治上，他也很关心我。他知道我是个要求上进的青年，已经给党组织打过好几份入党申请报告，可学校党组织丝毫没有发展我的迹象。于是，他就主动去找当时的党支部书记，他对书记说，你们暂时不发展王学东入党，能不能先找他谈谈话，鼓励鼓励也好啊。结果书记对他说，一找他谈话，不就意味着要发展吗？当陈老师回来转述给我听时，他的失望甚至超过了我。我反过来劝慰他说，无所谓的，早一天入党迟一天入党，都不影响我的生活。还有一次学校年终评先，陈老师又主动帮我去向校长摆我的好，终于为我要了一个记功。这也是我迄今为止，在评先上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如果说，我在语文教学研究上有一点点成就的话，那要首先归功于陈根生老师。没有陈老师的循循善诱，没有陈老师的热情相助，没有陈老师的细心关照，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的第三位“贵人”是我不能不提的黄允校长。
我从教30多年，走了五所学校，遇到数位校长，黄允校长是所有校长中最欣赏我、最包容我、最关心我，也最重用我的一位校长。
黄允校长是1994年从副教导主任的位置上提拔为学校副校长的，从他当上副校长的那一天开始，我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
首先，他将我从初中部调到高中部任教。到高中任教可是我多年的愿望，因为我觉得，作为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只熟悉和了解初中的教材和教学是不够的，只有初高中的教材教学都熟悉都了解了，才能对整个中学的语文教学有一个整体的感知和认识。我并不是低看初中而要到高中去的，我是为完善自身而要求上高中的。我也曾为此多次找过当时的校领导，但校领导最终都以工作需要为理由拒绝了我的请求。我也曾不解地责问过当时的校领导，比我早进如中的进了高中，比我迟进如中的也进了高中；比我年龄大的进了高中，比我年龄小的也进了高中，为什么我就不能进高中？况且，我所教的班每次中考都是同轨班级中考得最好的。可是对于不讲理的领导，你跟他讲理又有什么意义呢？就这样，我在如皋中学的初中部一呆就呆了11年。没想到黄允校长上任伊始，就将我从初中部调到高中部，我的感激之情一时难以言表。
过了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他找谈话，要我在教学之余，帮助学校把教育科研搞起来。他说学校不能再不搞教育科研了，老师也不能再不搞教育科研了。当时我真是吃惊不小，一是帮学校搞教育科研，也就意味着我将进入学校行政班子，那时进学校行政班子的起码要是教研组长之类的人，而当时我还是个普通教师；二是如皋中学的领导一直不重视教育科研，甚至还视搞教育科研为不务正业。现在竟然由专人来负责教育科研，那在如皋中学简直是破天荒的事。当然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也从心里对黄校长的高瞻远瞩怀着一份深深的敬意和感激。
让我感动的事在接连不断地发生着：
学校为了推动教育科研的进程，专门成立了教科室，我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教科室主任的候选人，组织部也来人考察了，可迟迟没下发任命文件。黄允校长专门为此前往组织部，敦促组织部门尽快任命，他说这个人我已经在用他了，但没有正式任命，工作不太好开展，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这让我想起他的前任到组织部坚决要把我从中层干部候选名单中剔除的情节，不仅使我感慨万千，我还是我，但两位校长对我的态度和评价竟如此的大相径庭！
过了不久，学校党组织正式吸纳我为中共党员，从我打第一份入党申请报告，到我正式成为中共党员，整整过去了25年。中共如皋市委、如皋市委组织部还因为我25年来矢志不渝地追求党而将我树立为典型，并让我在新党员宣誓大会上代表新党员作了发言。但是，我心里清楚，如果不是黄校长，我的党员梦可能还要推迟若干年才能圆。
当然，最让我感激和敬佩的还是2001年申报特级教师的事。
2001年的下半年，省里开始组织申报第8批特级教师，我们如皋教育局下达给如皋中学的候选名额是一个，而当时我们学校有6个人报了名，其中有两个普通教师，两个中层干部，还有两个校级领导，我和黄校长都在其中。因为名额只有一个，其中有三个人主动退出了。剩下的三个人就是两个校级领导和我（我当时正在上海参加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当时黄校长出差在外，在家主政的学校党支部书记也拿不定主意该送谁。于是就把我们三人的材料都送到教育局，可教育局的相关部门不肯接受，一定要我们学校确定一人。书记只好悻悻地把三个人的材料又拿回来了专等黄校长回来决断。我以为黄校长回来后肯定会在行政会上用票选的方式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如果票选，结果肯定是黄校长胜出。可黄校长回来后并没有采取任何票选的方式，而是硬生生的把三个人的材料送到了教育局。那一年，我终于出线了，成为如皋三个特级教师候选人之一，而黄允校长和另一位副校长未能从如皋出线。其实，那年黄校长已经58岁了，这一次申报应该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我们学校只送他一人，他是极有可能从如皋出线的。后来，我跟他聊起这件事，问他当时为什么一定要坚持送我的材料，他告诉我说，你的材料那么硬，我怎么忍心把你拖下来？这话他说的时候很淡然，而我却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我真不知现在还有多少领导能有这样的胸怀。我真的感到很幸运，如果我没有遇到黄校长这样的好校长，我的“特级教师”恐怕也要推迟好多年呢！
黄校长的厚道、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也是让我敬佩的优点。我是个直性子，有话就要说，有意见就要提。有时在行政办公会上，我也会不顾情面地表达我的看法。可他从没有对我的不敬有丝毫的不快，总是乐呵呵的听，乐呵呵的解释，乐呵呵的接受。他还会经常跑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聊学校的事，听听我的意见。我也毫无保留地将我的看法以及老百姓的议论告诉他，供他决策参考。跟他讲话，你根本不要犹豫，也不要考虑措辞，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绝不会因为你提了与他不同的意见而对你耿耿于怀，甚至打击报复你！那个时候，是我参政议政最积极的时期，也是我心情最舒畅的时期。我想如皋中学的很多领导和老师都跟我有同感。现在大家私下里还常常怀念黄允校长当政时的自由和舒畅。
现在回想起来，我能走上学校行政岗位，我能加入党组织，我能成为特级教师，与黄允校长的关心、帮助和提携是密不可分的。
人生就是一段奇妙的旅程，有暴风骤雨，也有和风丽日。我的这些“贵人”们就是和风丽日中的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是他们与我共同创造了我的人生。我欣赏他们，也感激他们，我更会一辈子记怀他们！
（本文原刊于《名师·江苏语文中学卷》，世界图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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