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侠客政治？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很奇怪为什么一部中文名为《黑社会》的影片英文名字居然叫做Election。在等级森严的黑社会里面，选举是一场游戏还是一场权利角逐的正剧？杜琪峰毫不掩饰他希望拍一部黑色史诗的野心，也许黑社会和Election的冲突才能真正反映出香港的价值观，才能真正折射出香港一百余年的沧桑岁月，才能真正凸显出香港文化的多元处境。黑帮影片在香港影坛占有重要地位，吴宇森的暴力美学更是成为香港影片的标志性创造，但是让香港黑帮片带上哲学意味的，却是自杜琪峰始。杜氏的黑帮作品着重点不在于直接渲染暴力，《枪火》、《PTU》、《大事件》一部比一部更少暴力，但是对场景的处理，对情节的控制越来越见功力，那种引而不发的蓄势能力越来越强，这是一个导演成熟的表现，也反映了杜氏本人的思想：他更关注的是暴力环境中的人的生存问题，而不是暴力本身，黑社会只是拷问人性本真的一个名利场。 一、黑社会是一个欲望都市像自然界有白天黑夜一样，人类社会也有黑白两道。黑社会其实和正常社会是同一个物质世界，所不同的，是人的精神状态。《黑社会》仿佛是在做一个残酷的实验，它放大了人的欲望，剥离了正常社会的法律、秩序等行为规范，从而得以观察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最为原始赤裸的搏斗。在这里，生存的欲望是最终极的人生意义，这也是香港这个繁华都市中芸芸众生的真实心态。香港地域狭小但又经济发达，喧闹的都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丰富的物质生活构成了香港人主要的生存环境，欲望都市成为香港电影的一个永恒母题。王家卫在《阿飞正传》里这样描述香港人的生存状态“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飞累了就睡在风里，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死亡的时候”。欲望促使人们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奋力打拼，欲望也使人们在繁华都市中迷失了自我，处于一种与命运无奈抗争的尴尬境地。杜琪峰出身底层的经历让他对普通小人物的这种心境有了较深体会，所以他的黑帮片比起吴宇森的英雄片来，更具市民气息，更少侠义气概。香港的黑帮组织虽然大多起源于清末的反清组织，但是它们随着香港社会一百多年的世事变迁，早已脱离了原先的民间会党习气，而成为地地道道的都市中人。马丁·斯科塞斯在《纽约黑帮》题记中写道“纽约诞生于街头”，香港也是一样。黑社会是整个香港社会的一部分，他们也亲眼目睹了这个城市的成长、繁荣。

Answer 2

现代都市是黑社会赖以生存的环境，“黑道分子是属于城市的，为了将城市拟人化，他必须居住在其中：不是真正的城市，而是想象中危险和哀伤的城市，它是非常重要的，是现代化的世界。”[1]对于杜琪峰以及很多的香港导演来说，黑社会里的人只是都市的平凡人而已。黑社会一样去菜场买菜、回家做饭，接送孩子上学，看上去他们过的都是极平淡的都市小市民生活，因此他们同时也就具有了小人物的这种对命运无常的无助感，不管他们如何拼争，结局总是没有意义。不管阿乐还是大D，他们都没有成为赢家，他们都怀着一颗要出人头地的都市梦而来，但最终都淹没在都市的喧嚣中，成为这个城市历史的一部分。影片最后，阿乐除掉大D的场景，居然是在河边钓鱼的时候，而全片中也很少出现枪的镜头，这些细节都使影片风格呈现出很浓重的市民生活气息，和一般黑帮片故意强化矛盾冲突的戏剧化风格拉开了差距。片中人物因为没有强烈的善恶对立而难以高大起来，倒是常常被都市的繁华背景所吞没。这说明杜琪峰拍的绝不是一部英雄神化，而是一个都市寓言。片中有个镜头很形象地概括了影片主题：阿乐和大D联手除掉了很多对手后，在旺角的某大厦顶上，背景是繁华的香港夜景，前景是两个黑社会手舞足蹈，活画出一幅现代都市的浮世绘。二、艰难的生存博弈生存的压力一直是一把悬在都市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黑社会》里面人物所处的环境正是现代都市人的生活环境：时刻存在着生存的危机，充满了竞争和压力，大家为了争取更大的利益往往不择手段。选举“话事人”可以看作一个象征，一次重新分配生存资源的机会。黑社会众人以命相搏的，正是这种“利”。只是黑帮比文明社会来的直接些，某些掩蔽在正常社会秩序之下的真理被黑社会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那些砍砍杀杀的景象，就是人的生存欲望的最直观展示。也许，只有张扬血腥和暴力，才能洋溢出小人物们的生命意志，才能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满与不平，才能在残酷中麻木自己的心灵。《黑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在努力拚杀，大头目们为了“话事人”的位子而争，小喽罗们为了博得老大的赏识而拚，这种勃勃生机和酷烈的竞争，正是香港社会的真实写照。但杜氏的黑帮片往往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意味，喜欢展现一种夹缝中生存的焦虑感，既肯定为了生存的搏斗，又希望脱离这种状态，寻求一种和谐的方式解决欲望问题。

Answer 3

影片开头的对洪帮的历史介绍，仿佛给我们设定好了一个答案。既然香港的帮会从诞生之初就是为了反抗暴政，争取人民福祉，那么当然具有无可争议的道德合法性。但是随着影片情节的推进，我们看到，这种古老的价值观不断地被颠覆。黑社会里充满了背叛、出卖，那种以“义”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已不复存在，大D在别人劝他干掉阿乐的时候还很幽怨地来了句“一起烧过黄纸的”，最后却被阿乐不动声色地除掉，那句话也成为了对“义士”这一称呼的哀婉告别。影片真切地表现出了传统价值观在现代都市中的失范，并由此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处在生存危机中的现代都市人，靠什么慰藉自己疲惫的心灵？香港的曾经殖民地身份仿佛又给出了另一种答案，Election。正是选举，这一西方价值观的代表物，象征着香港人追寻精神依靠的又一条出路。但令人扼腕的是，在影片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期望中的民主选举，而“话事人”的所谓选举过程，标标准准就是一场充满血腥暴力的黑社会火拼。无论是古老的“义”的传统，还是西方舶来的民主选举，都只是黑社会借用一时的光彩外衣。其实黑社会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文明社会存在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而黑社会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决定各种规则的元规则”。[2]在现实的挤压之下，香港的黑帮影片一方面承担了大众心理宣泄的隐秘功能，一面也要担负起寻找出路的责任。尽管在好莱坞的很多黑帮片中充满了颓废的气息，“沉溺酒色是逃避苦闷或错综复杂的人生、忘记残酷拷打和严刑呻吟情景的唯一道路”，[3]但是对于香港黑帮片来说，它们肩负的社会责任要重得多。杜氏的黑帮片往往都带有对社会心理的思考，尤其是对都市人的生存困境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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