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非不知，羞而不为”的生态技术思想
在尊重自然、主张无为的思想指导下，庄子对追求技术进步持否定态度，其见解与西方反现代化思潮有异曲同工之处。
巴里·康芒纳在《封闭圈》中写道：“生态学的第三个法则认为，任何在自然系统中主要是因人为而引起的变化，对那个系统都可能是有害的”。（注：转引自《封闭圈》，（美）巴里·康芒纳著，1990年版，甘肃科技出版社。）庄子则把自然界物质的原始状态称为“朴”，认为任何人为的技术都有损于物的“朴”的本性，因而是有害的：“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
马蹄》）泥土和树木并不是为人而存在的，但是人类出于自身的需要，利用人为的技术改变了它们原始的自然状态，因而也破坏了它们的完美，使之从大自然中分离出来：“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
齐物论》），任何技术的成功都是以毁灭某些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纯朴不残，孰为牲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故残朴以为哭，工匠之罪也”（同上）。其次，庄子认为技术一旦出现，人类便很难控制它的发展，势必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夫弓弩毕弋机变之智多，则鸟乱于上矣；钓饵网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笡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胠箧》）。“弓弩毕弋”、“钓饵网罟”、“削格罗落”代表当时的先进技术；“多”，则是强调技术的使用过多过滥，已远远超过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盲目滥用技术的结果则是“鸟乱于上”，“鱼乱于水”，“兽乱于泽”，整个自然界失去了原有的和谐、秩序和完美。“在生态学上，和在经济学上一样，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一项技术都要付出某些代价。”（注：转引自《封闭圈》，（美）巴里·康芒纳著，1990年版，甘肃科技出版社。）“技术现代化的进程越快，能量转化的速度也就越高，有效能量就耗散的越多，混乱程度也就越大。”（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美）杰里米·里夫金、特德·
霍华德合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不幸的是，庄子的预言在今天已成为现实，地球上的物种正以惊人的速度灭绝，森林面积迅速减少，野兽寥寥无几，昔日成群结队与人相伴的飞鸟已属罕见之物。这一切说明，庄子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庄子主张采用低技术，即对自然环境影响最小的、接近于自然的技术，反对那些所谓高效率、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大的技术手段。
《庄子》中关于抱瓮老人的寓言，最能代表他的这一观点：“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翁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机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昂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天地》）“抱瓮而汲”象征低技术，“槔”则象征高效率的先进技术。汉阴丈人对子贡推荐的新技术不但不感兴趣，反而嗤之以鼻：“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从汉阴丈人的态度不难看出，庄子主张人类应将技术控制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不可一味盲目地、无限制地追求技术的进步。他指责以子贡为代表的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只看到技术的高效率的优点，而忽视了技术的负面作用，即破坏环境，甚至改变人性的消极的一面。技术的发明者、倡导者往往只看到某项技术一时的功用，而缺乏远见灼识，这就造成技术的可误性，也就是说，技术既定目标的成功往往是以生态上的失败为代价的。为了弥补先前技术的缺陷，又必须发明更新的技术，这就导致技术不断升级和恶性循环，正如俗话所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以人类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来说，井越挖越深，扬水泵的功率越来越大，人们再也不必用水桶和辘轳打水，浇地时也不必再绕着水井转圈了。与此同时，地下水位却正以惊人的速度下降，有些地方甚至降到海平面以下，造成海水入侵，水质恶化，人类面临水资源枯竭的危险。“人们恰恰很难辨认自己创造出的魔鬼”，（注：
《寂静的春天》，（美）R·卡逊著，1997年版，科学出版社。）庄子的目的在于告诫踌躇满志的人类，必须以极其审慎的态度，对技术作出深思熟虑的理智的抉择，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是，庄子并非因此而否定所有的技术。对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技术，他还是持肯定态度的，比如庄子也经常提到“织而衣，耕而食”（《马蹄》），“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天运》）之类的话。因此，不能因为他反对高效率技术，就轻易得出他否定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结论。他也主张“用天下”，通过耕织这些基本的生产活动向大自然索取必需的生活资料，只是所遵循的原则和采取的方法不同而已。
ezxh“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生态美学思想
先秦时期，主张保护自然环境的主张颇多，如《管子》、
《吕氏春秋》中可谓触目皆是，但多从实用角度出发。庄子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十分重视自然环境的美学价值。
庄子曾和惠子辩论：“惠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庄子回答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
《逍遥游》）惠子用狭隘的功利主义眼光衡量万物的用途，以为只有合乎规矩绳墨的树木才称得上“有用”，因此，庄子批评他是“有蓬之心”（同上）。在庄子看来，人类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样离不开大自然。当人们郁闷、孤独时，若能在广阔的原野上漫步，在枝叶茂密的大树下徘徊，倾听林间的鸟鸣和风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与大自然交流情感，将是何等的舒畅！何等的振奋！故庄子满怀深情地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
《知北游》）人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产物，只有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才能体会到真正的自由和满足。R·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曾反复申诉“野草”、“原野”对人类的价值。她讲过这样一件事：“在一次联邦农民会议上，与会者讨论当地居民对
鼠尾草喷药计划的抗议。这些与会者认为一位老太太因为野花将被毁坏而反对这个计划是个很大的笑话。而聪明的律师问道：‘就如同牧人寻找一片草地，或者伐木者寻找一棵树木的权利不可剥夺一样，难道寻找一株萼草或
卷丹就不是她的权利吗？’”“我们继承的旷野的美学价值就如同我们继承我们山丘中的铜、金矿脉和我们山区森林一样多”。（注：《寂静的春天》，（美）R·卡逊著，1997年版，科学出版社。）因此，即使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保留一部分荒原、草地、森林也是非常必要的。传统的狭义的发展观，只是指经济领域的活动，单纯追求产值、利润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直到本世纪末，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发展并非是纯经济的，而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诸如文学、艺术、科学的昌盛，社会秩序的和谐，国民素质的提高，政治体制的改进等等，都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这一切与人们的精神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庄子主张用非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自然环境，对调整当今人类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十分有益。如果仅从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以满足人类世代需要出发，强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可以说仍是一种低级的浅层次的环境保护意识，而庄子则尤为注重自然环境对人类精神层面的作用，其思想之智慧与深邃足以令今人惊叹不已。
结语
庄子生活的
战国时代正处于农业文明初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争城夺地，致力于修路、打仗、开荒，毁掉了不少森林和草地，生态平衡破坏，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和庄子大致同时的
孟子，看到
齐国临淄城郊的牛山因过度采伐、放牧变成荒山感叹道：“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无草木之貌）也”。（注：《孟子·告子章句上》。）庄子所处
宋国的情形更为严重，著名的成语“守株待兔”便是明证。宋国农夫不知变通，死求一计，枉用心神，固然可笑，然而从中也不难看出，当时中原一带自然环境的破坏已很严重，野生动物无处藏身，濒临灭绝，故而连野兔也成了罕见之物。“人类破坏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历史同人类文明史一样古老”。（注：《可持续发展论》，第1页，张坤民主笔，1997年版，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严酷的现实激发了本来就关注自然规律的道家继承人庄子的忧患意识，“他的处世的忧患感，他的沉痛隐忍的程度，他对于时代的灾难和人群的祸患的敏感度，可以说超过先秦诸子其他各家。”（注：《尼采哲学与庄子哲学的比较研究》，见《悲剧哲学家尼采》陈鼓应著，1987年版，三联出版社，第265页。）庄子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深层思考，正是建立在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基础之上的。但是，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人类对环境的认识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这就决定了庄子的环境保护思想和现代生态科学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只是提出了一些笼统而抽象的原则性思考，热情地批判有余，理性的设计不足。加之又是借助寓言形式表达，更使人觉得芒忽姿纵。另外，庄子乃至整个道家生态观的根本缺陷在于，过分强调取法原始自然、尊重史前道德、崇尚浑沌审美。庄子把发展经济、提高技术同保护环境视为对立物，主张把人类社会永远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甚至倒退到蒙昧时代。这种法自然而反社会、尊道德而轻功利、尚审美而斥技术的思想倾向，不仅与现代文明的价值信念正相反对，而且在任何时代都是行不通的。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司马迁就对道家这一思想提出批评：“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注：《史记·货殖列传》）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发展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才能最终打破环境污染的恶性循环。当然，这需要全社会乃至全球的高度合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尽管如此，庄子生态智慧给我们的启迪仍然是很深刻的。当人们刚刚跨入文明的门槛，他便以智者的敏锐，洞察到人类生产活动会干扰或破坏自然环境，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善待万物、保护环境，呼吁“无以人灭天”。这无疑是给世人开了一副清醒剂，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庄子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解决环境问题提供可行的具体方案，但他所提出的这些原则，对改变当代人的价值取向，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极为深远而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