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个回答 推荐于2016-12-01
从语音考证上来看，有语音记录的标准普通话可以考证到清朝末年的爱新觉罗.溥仪，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记录片,里面有对溥仪的质问,他说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不是老北京话。那么，普通话设计出来的时间应该是在溥仪生活年代之前。
从记录的考证上看，以下的资料也可以证明普通话设计出来在清朝末年之前：
可以考证的普通话的历史：
“国语”一词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吴汝纶被认为是最早提到国语这个名称的学者。
1909年（宣统元年），资政院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定名为“国语”。
同年，清朝==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
1910年，江谦再次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
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
民国成立后，1913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读音统一会”，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国音字典》。
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京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1920年爆发了“京国之争 ”。
南京高师英文科主任张士一1920年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承认国音，主张以北京音为国音标准，响应者众。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并开始在学校推广。1919年4月21曰，北洋==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1928年国民==改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1932年5月，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55年后采用“普通话”一词取代“国语”。
“普通话”一词在清末就已被一些语言学者使用，据考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黎锦熙、瞿秋白、鲁迅等陆续对“普通话”有过论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表示尊重，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 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说：“汉民族共同语早已存在，现在定名为普通话，需进一步规范，确定标准。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简便起见，这种民族共同语也可以就叫普通话。”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这些考证说明了普通话的出现是在清朝末年或者更远的时代，然而，凭当时中国的语音理论水平和白话文发展水平都与普通话的定义不相符。根据当时这样的理论水平如何能设计出普通话定义中的那种语言来？假设普通话是被设计出来的，则普通话必然会有具体把它设计出来的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然而普通话到底是谁设计出来的始终没有一个说法。而普通话是自然语言而不是人工语言，这一点已经是全世界的共识，而作为自然语言的语民，条条证据都指向满清的统治者——满族人。
具体的时间有待考证，在《康熙字典》中的语音跟今天的普通话的语音还是一定的差别的，但是跟其它汉语方言相比已经更接近今天的普通话了，《康熙字典》的出现标志着普通话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的成熟。这些说明了普通话是在满人入关到《康熙字典》完成这段时期形成的。
《康熙字典》的历史伟大作用是消灭了8万多个汉字，尽管今天的微软公司在很多程度上把汉语的字库恢复到了十几万，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已经不懂得使用这些汉字了，《康熙字典》的出现同时也标志着汉语及汉语文化衰落的开始。
从“满清官话”的形成史看，“满清官话”受满语的影响主要在语音方面，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蹩脚的汉语语音系统，而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影响则十分有限，从语言的本质上将，“满清官话”还是应该归属于汉语的一种方言而不应该归属于满语的一种方言，不过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汉语方言。
[内城北京话的发展——落地生根，形成“国语”]
“满清官话”形成后，随着满清政权在地域上的延伸，操着“满清官话”的八旗贵族也就从北京的皇家内城走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各地的第一行政长官的口音又成了当地的标准口音。并在当地的上流社会向平民社会不断地渗透壮大，最终使“满清官话”成为中国的“国语”。
从地域上来讲，中国的北方是满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也是满语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而南方的个别地区，象两广、福建等地则由于“山高皇帝远”而受到较少的影响，这也是南方诸语言读唐诗宋词比普通话更压韵更亲切的根本原因，也是清代中国没有著名诗人的根本原因。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mandarin是从北京内城绕过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国渗透而形成满清的“国语”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话并不是真正的“国语”——普通话，虽然“外城北京话”一直受“内城北京话”的影响并不断演变，但是，正如北京的内城贵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两个社群一样，“外城北京话”和 “内城北京话”是跟阶级差别一致的互不相同的两种语言。所谓的“北京话”一直是两种：“外城话”和“内城话”，而各地方所称谓的“北京话”实际是指“内城话（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实际是对中国其它方言没有影响的小语种。
[普通话话系]
普通话是满式汉语，但满式汉语并不就等于是普通话，普通话是满式汉语的一种而已，满式汉语是一个大语种，各地满城的“普通话”是普通话的次方言。满人入主中国后所形成的满式汉语并不是单纯的一种口音，由于满人分布于全国各地，因而所形成的满式汉语多种的，这是因为语言是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但是，这些各地满城的“普通话”是以北京的普通话为核心的，这同样基于社会生活实践决定语言。由于各地满城的汉语受当地方言影响程度和各地方言本身差异程度的不同，各地满城的汉语对普通话的差异不一定就比传统汉语方言对普通话的差异小。所以，用各地满城的汉语作为普通话的自然语民是缺乏依据的。
语言都是自然语言，世界语是人工语言。
[困惑]
根据上面普通话的定义，普通话应该属于“人工语言”，因而，普通话这种“人工语言”应该具有它的设计者和设计时间。那么，普通话到底是由谁设计出来的？是什么时候设计出来的？
[人工语言？]
普通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什么人工语言。因为100年前的中国完全不具备创造一种象普通话这样的“人工语言”的学术能力，实践中也没有任何个人或任何语言学家群体是真正的普通话之父，在中国的近代语言学者们要努力创造中国的国语——普通话之前，满清的统治者们如：道光、慈禧等就已经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真正的普通话之父就是他们——满清北京内城的皇亲贵族。
[普通话的定义]
实际上，普通话是自然语言而不是人工语言，这一点在全世界都几乎没有什么争议。然而目前的普通话定义却仍然使用人工语言的定义方法，学术上的这种张冠李戴未免有有意误导中国的国民之嫌！这说明了即使不谈普通话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普通话的定义也不正确，普通话必须重新定义。
[如果普通话是自然语言]
任何自然语言的考证都离不开说这种语言的语民，考证自然语言史离不开语民迁移史。普通话今天已经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语言，然而普通话不是没有历史的语言。
最初的说普通话的语民到底是那些人？普通话语民从何而来？
放眼现在全中国各地的收录记载在方言学中的方言没有一种是普通话，而普通话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官方语言中，把历史的时间向前一点可以找到溥仪和满清的皇亲国戚都是说的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没有语音体系级别的差异)，这说明了在全国的汉语方言语民中，满清的皇亲国戚是唯一可以确实考证到的普通话语民。唯一可信的解释也正是普通话是满清的皇亲国戚所说的一种语言，这是唯一可以考证的普通话形成的历史线索，理所当然的是它们必然是形成普通话的语民。
但是问题来了，满清的皇亲国戚在400年前的满人入关以前并不是说汉语的，为什么满清的皇亲国戚会说不同于任何汉语方言的语言？这就是历史的奥妙所在！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