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学术的敬畏之心
很多研究者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兴冲冲地向任先生汇报自己即将开始的“大部头”写作，却被任先生劝道：不要着急，再多读一些书，再多做一些资料收集。
他也曾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学问是很严谨的，写一本书要看对社会有没有用，经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见眼前的一百米，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
学术，乃社会公器。以学术为生命，需要时刻保持一份敬畏之心。
这份敬畏之心，体现为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
任先生晚年，一大心愿是完成一部属于自己的
《中国哲学史》，这样的愿望不时会流露出来。看到老人实在无暇顾及，有人曾提出，能否请任先生口述框架、大意，交由学生或助手先开始草稿的写作。此建议甫一提出，即被任先生当场回绝。
以己手写己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老人恪守终生的治学原则。
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受命主编《中国哲学史》教材。他特别强调，要对历史予以实事求是地评价，力戒“借古喻今”。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提出这样的要求殊为不易。而正因为如此，这部《中国哲学史》教材才能历经几十年不断再版，在一代青年人心中留下难忘的印记。
“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没有说别人的话，我反对跟着凑热闹。”任继愈先生这样说。
直至晚年，老人主持的古籍整理项目很多，但却从来不做“挂名”主编。在他的办公桌上，经他审阅的书稿常有密密麻麻的批改。一字一句的勾画，倾注着老人对“学术”二字的理解。
敬畏之心，体现为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大家。于外，任继愈是冯先生的学生；于内，任继愈是冯先生的侄婿。然而，涉及学术观点，任继愈却能与冯先生展开面对面的争论。
熊十力先生是任继愈仰慕的另一位老师，然而，当任继愈接受
马克思主义观点之后，他曾致信老师，不再相信老师佛学研究的方向，“相信
马列主义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此举被熊先生赞为“诚信不欺，有古人风。”
面对先贤如此，对待自己亦然。
任先生研究老子终生不辍，所获成就为学界所公认。然而，他对自己的批判恰恰来自老子研究。
1959年，
毛泽东接见任继愈时曾表示，不赞同后者将老子思想视为唯物主义的观点，但任继愈仍然坚持将这一观点写入了他1963年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材。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任先生改变了原有的看法，在1973年主编的
《中国哲学史简编》中，他将老子思想归入
唯心主义。几十年来，老人从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在1981年，他再度推翻了自己的观点，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加彻底的反思。他表示，“主张前说时，没有充分的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心主义者的观点驳倒；主张后说时，也没有充分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
唯物主义者的观点驳倒。我重新检查了关于老子辩论的文章，实际上是检查自己，如果双方的观点都错了，首先是我自己的方法错了。”
由此，他又引申道：“回顾20年来关于老子的研究文章、著作，没有讲透的地方固然不少，但更多的失误，不是没有讲透，而是讲得太‘透’，以至超出了
《老子》本书及其时代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因而讲得越清楚，离开《老子》本来面目越远。我们替古人讲了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的一些观念，这就造成了方法上的失误。”
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于一位成名已久的前辈学者来说，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然而，对学术真理的追求高于一切。正是在这样的自我批判中，任先生不断实现着学术的自我超越。”
中共中央党校侯才教授说。
人生境界决定学术高度
以学术为生命，是一种人生境界。
在很多人看来，古籍整理是一项完全“为人作嫁”的工作，视之为畏途。任先生对此也深感忧虑：“古籍整理工作又难学而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越来越少，后继乏人的困境越来越严重。能安心一项工程十年不松懈，没有时间发表个人文章。而目前的聘任制度，如
评定职称、工资待遇的现实问题，对长期古籍整理者，处于不利地位。不计待遇报酬，甘心奉献的人难以找到。”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他一面努力为古籍整理争取应有的学术地位，一面身先士卒，毫不犹豫地将这一重任担在自己肩头。因为，他知道，
文化建设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为了后来者能攀上学术的顶峰，他甘愿作一块铺路石而鞠躬尽瘁。
“20多年前，我们在上研究生的时候，任先生就用一个包着玻璃丝套的杯子喝水。不久前，我去探望他，那个玻璃丝套依然在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感慨良多。
人们眼中的任继愈先生，不为外物所左右，不为荣辱所干扰，从不急躁发火，也少有慷慨激昂，总是在自己认准的学术道路上，奋然前行。
他说：“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宜长放眼量’，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入庸俗。”
任继愈先生用他的行动再次证明：人生的境界，决定着一位学者所能企及的学术高度。
斯人不在，长歌当哭。
我们还记得任先生那句朴素的话语——“知识分子要把知识奉献给人民”。
让每一位为中国学术事业默默奉献的学者，享有永远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