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炒肝配上了包子，特别是有“老北京”煞有介事地跟我讲，要端起碗转着圈喝的时候。据说头几年美国副总统一家来北京，非要尝尝当地特色小吃，于是鼓楼的“姚记炒肝”门口站满了中外上百武警，只为这一家人能安全地吃上一碗地道内脏。不过事实是让人失望的，据说拜登只吃了几只包子，至于炒肝，他端详了良久，放下了。由此可见，人们对于内脏，或是说吃内脏的人仍保有刻板印象。美食纪录片《不中看的美食》（ugly
delicious）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在美国的某个没有太多移民的小镇中餐厅里，卖出了比炒饭、春卷、甜酸肉还要多的红烧大肠。让我惊讶的是，那种带有一点文化猎奇的心态，最终是如何转变成对于“内脏”食材的偏好呢？
炒肝与爆肚齐名，却有着不同的境遇，或许是因为这肚早已成为火锅文化中的一部分。单纯贪恋口感的人，用麻酱掩盖异味，探究不同的弹性。去过金盛隆爆肚的人都知道，老板是个喜欢穿复古服装的传统手艺人，他把爆肚细分成十几个品种，百叶、肚仁、厚头、百叶尖、散丹、肚芯、肚领、菇头、食信等等，其中的葫芦头是最接近“极端”的部位，也充斥着强烈的腐味。我有个姓齐的台湾朋友，是个葡萄酒讲师，他来北京很多年，每次去吃爆肚，都带着个葡萄酒杯，拎着一瓶冰镇的夏布力（Chablis），爆肚店的老板觉得他是神经病，小齐说不喝夏布力实在可惜了这个爆肚。
早年间还有个朋友，玩过乐队，当过老师，后来还做过一阵健身教练，后来他消失了，很多朋友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北京电视台上，他穿着干净的白大褂出现在一档美食节目里教人做爆肚，下面的字幕介绍是，爆肚冯第某代传人。北京人吃脏器似乎是一种“天生”的能力，这样说起来不算过分，有人在内脏中似乎能找寻出一种特别的味道存在，如同一些人偏恋的臭豆腐、臭鳜鱼、蓝芝士、日本臭鱼干、瑞典腌鲱鱼等，这或许是一种先抑后扬的饮食情趣，也是不同饮食文化中的“逐臭癖”。
内脏总是一个难以启齿，却又绕不过去的字眼儿，美国节目《饮食奇趣录》（Bizarre
Foods with Andrew
Zimmern）试图为内脏辩解，却发现中国的“脏”还是个多音字，它的词义很容易给人们留下恐怖的印象。但如果举出巴黎的鹅肝，也会发现内脏烹饪中的高级感。真正打破我对于内脏理解的，是“猪肚鸡”这道菜。我在广东和法国的里昂都吃到过相似的做法，厨师们都会把鸡塞入猪肚，让白肉吸收获取来自内脏的风味，不同的是，法餐里的猪肚最终是被丢弃掉的，而广东的猪肚，则是主食材的一部分。这两道菜都曾是来自乡村的菜品，也一度成为热门，正统法餐将其纳入菜单，猪肚鸡也是把分店开得全中国都是。我似乎在传统烹饪里找到了一种共性，越是烹饪文化悠久的地区，越讲究吃内脏，而他们对于内脏的烹饪手法也是多种多样。